纽约评析：乌坎或成中国农村起义之先驱

2012年1月5日星期四

纽约评析：乌坎或成中国农村起义之先驱

【大纪元2012年01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2011秋天，中共国营媒体因"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好一顿忙活，几乎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撰文讨论资本主义的道德失控，以及美国政府无法或不愿帮助普通民众--那些社会精英贪婪之下的受害者。

《纽约时报》近期在新闻评析中指出，对"占领乌坎村"抗议活动，国营媒体的表现则截然相反，他们集体失声。13,000名中国公民因利益被村庄的精英（村干部）多次侵占，愤怒地赶走了村官，"占领"了乌坎村，并击退了企图夺回乌坎的警察。北京回避乌坎被占是在走钢丝，中国至少有625,000个村庄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坎，这些自治的小村庄和乌坎一样存在种种引发抗议的不公正。

地方行政专家、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说："乌坎发生的事情不是什么新鲜事，全国范围内都有。"

另一位分析师李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估计50％至60％的中国农村存在类似困扰乌坎的管理和责任的问题，尽管没有那么严重。李先生是"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所长，该研究所是私人非营利性研究中心，总部设在北京，对地方选举和治理问题有广泛研究。

文章指称，乌坎抗议事件绝无可能在报纸上披露，中国的村委会应该算是全国最敏感的机构，因为它们是由村民自己选出来的。此外，政府已建成村庄管理过程中的保障措施，以确保花钱适得其所。

中央政府所谓村民自我管理，被许多外国人看作是中国的民主实验室，虽然选举可以被操纵、被扭曲，许多政治学家说，相对来说这是个良好的进步。

然而，政策在村庄的真正落实则是另一回事。村委会必须行使政府提供的服务机能，诸如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等，但他们不能对其居民征税或收取很多费用，比如为发展经济额外筹钱，这通常需要得到其上级--共产党控制的乡镇或县城政府的批准。

实际上，由于村庄需要现金，加上他们对上级的依赖，导致村干部和他们的上级出现官官相护和腐败行为。中国土地交易的繁荣必然导致从村账上捞钱的机会增加。

由于村民会计委员管账，在重大决策的问题上，村庄立法机构拥有制衡的力量，但结果是这种机制很容易被那些真正有权力的人所操纵。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中国学者、政治学教授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卖地赚大钱，每一级别的官员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上级得到的好处要多出多少，都与之看齐，也要生活得那么好；这种体制内有一种邪劲，使得人们觉得捞到自己应得的那份好处是天经地义的。"

显然，当权者捞到好处的机会极大。2003年，山西老窑头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为了当选花了2百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的《法制日报》做了报导。

2011年12月初，乌坎抗议活动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地政府和共产党官员花百万元人民币买潜在的肥缺，这是常识。他们认为，乌坎村委会把持领导权的秘诀之一是威胁任何挑战者。

这些指控无法迅速确认，然而，一个验证性统计结果引起人们注目，乌坎村委会的9名成员中，有5人自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掌权、村委制度建立以来就一直在位。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同样自1970年以来一直掌权，直到2011年9月抗议活动中被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