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翻墙 直连本站: http://tiny.cc/meyarw
在全球金融风险降低，经济转好，以及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周期的推动下，进入新年的中国 经济显露出一幅乐观良好的图景。萎靡了很久的中国股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弹，房产市场也开始升温，市场憧憬新年牛市的情绪开始高涨。
结束了10个季度的连续下滑后，在新一轮城镇化政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在未来 一年的表现令人期待，笔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每季度经济增速应该可以平稳地维持在8%以上，全年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1-8.3%。
但需要指出的是，宏观基本面的好转，加上主要央行的大幅放水，可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资产泡沫的窘境。
特别 在日本央行步入美联储的后尘进行新一轮的无限量的量化宽松之后，美元和日元的套利交易会进一步为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推波助澜。虽然市场已开始讨论美联储在年内退出“量化宽松”的可能性，今年这种可能性的出现还较小，但其对于全球资本流向将有着深远的影响。去年流入美国的避险资本会大幅流出，而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中国，也会成为资本流入的首选。虽然这样的风险是全球性的，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加速会放大资本流入的效果。
中国资产泡沫风险，在几年调整之后重新整固，颇有大举回头之势，而随后可能出现的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又会增加影子银行体系信用违约的风险。要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中国的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通胀和资产泡沫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为了治理通胀，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也付出了经济迅速下行的代价。而进入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却再度看到了通胀的魅影。
首先，整个大中华区域的资本流入较为明显，香港金管局已经向市场注入了数千亿元的港币流动性，以避免港币的升值。在台湾岛内，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也一直维持在低位。
在中国大陆市场上，流动性从去年10月起明显改善，即使央行主动减少了逆回购的操作量，市场的资金面却依然呈现整体宽松的局面。同时，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并出现了连续的“涨停”走势，为了避免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央行也被迫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流动性的增加。
此外，对中国过去的通胀监测可以表明，中国的猪肉周期大约为2年，经历了上一轮通胀后，中国新一轮的猪肉周期似乎已经开始，按照历史节奏，整个猪肉周期预期将在今年下半年明显上升，这也将带来明显的通胀带动压力。
食品价格之外，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似乎也难以避免。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多数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开始明显上升，并在今年年初再度攀升，这样的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因为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新房存量并不高，如果去库存过于迅速，那么房价的上升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笔者相信在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发布后，２０个城市群的大规模建设，很可能推升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并导致房价重入升轨，资产泡沫的风险将被再度吹大。
资本流入、通胀上升、资产泡沫重现，加上经济周期上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都将是不能承受之重，一旦通胀成为问题 ，那么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将是中国官方唯一的选择 ，这也将造成经济的下行风险。
“信用违约”的爆胎
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可能会引发另一个来自于金融领域风险，那就是依存于影子银行体系信托贷款和相关的金融产品。
这样的两个事件值得重视，首先是中信信托旗下的三峡全通信托计划面临着违约的风险，此外，上市公司超日电子发行的大量信托计划也面临着清盘的可能。
与过去几年相比，某些行业的金融风险开始集中释放，而为这些行业提供过桥融资的信托行业则可能需要为当年的“良莠不分”而付出代价。与资产规模巨大的商业银行不同，信托行业能否承受可能出现的“坏账潮”，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信托公司在发起和执行信托计划中未能进行完善的尽责调查，甚至存在包装受托公司资产质量的问题，那么其面临的“道德风险”将十分明显。
与信托风险爆发类似，中国的公司债市场是否会出现第一例“信用违约”，也将是今年不得不防的“地雷”。
同样是超日电子，其发行的公司债也面临着到期无法偿还本息的风险。中国债券市场上，曾经出现过山东海龙以及新中基这样的“疑似违约”事件，但最终都由政府出面兜底，与这两家公司不同的是，超日电子是一家民营企业，其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由于面临道德风险，政府出面的可能性较低，因此违约的概率也相对较高。
在债券市场上，另一类高危企业则是城投公司，其背后代表着地方政府的资产和负债，但即使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显著的“冷热不均”也可能导致某些资产质量较差的城投公司爆发金融黑洞，从而为城投债券“零违约”的历史画上句号。
“违约”本身并不是不可接受，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金融市场的成熟，也需要“信用违约”来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并改善监管体制和效率，但从短期来看，信用爆胎对于整体市场信心来说，却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金融机构的谨慎不仅将导致体内的流动性短缺，也将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惜贷”。
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实体经济发展 的“不合拍”，这样的一种“不合拍”可能导致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但只要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导方向，化解风险的同时也能够推动金融反应机制的创新和升级。反而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风险，即政府为了防止系统 性风险的出现，过度地对金融体系进行干预，这样的“绥靖”只能推迟金融风险的爆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日之争与东亚产业链调整阵痛
中国2013年的一个外部风险因素则来自于日本。由于钓鱼岛领土争端，中日关系从去年开始迅速恶化。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首先选择与东盟和美国进行接触，清晰表明了“孤立中国”的态度。
在经济端，很多日本企业已经主动选择“中国+1’的策略，即在中国设厂投资的同时，会在东盟国家选择建设一个类似的投资基地，以避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并避免中日关系恶化导致的产业链的断裂 。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政治纠纷由来已久，日本的“中国+1”策略事实上迫使中国在日本之外寻找更多的贸易伙伴，然而在短期内找到与日本经济体量相当的贸易伙伴却并不容易。
在体量之外，中日龃龉带来的不仅是双边贸易的趋冷，也导致了中日需要各自重新定位在亚洲产业链中的位置，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的外贸行业也将面临阵痛和调整。
来源：阿波罗网 | Email订阅禁闻 | Google Reader RSS全文订阅禁闻
本文标签：亚洲, 台湾, 改革, 政府, 政治, 日本, 美国, 翻墙, 金融时报, 钓鱼岛, 阿波罗网, 香港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