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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中国 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
昨天下午是政协选举。我已经讲过，电子选票的设置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我也低估了我们的委员表达自己民主权利的能力。
昨天在投票的时候，出现了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会议主持人宣布开始写票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写好了，因为发票的过程比较长。像我自己，选票发下来，我很快就写好了，而多数人是一个字都不要写的。但过了十分钟，主持人问，大家写好了没有?这时台下有一位委员举手说：还没有。当然大家就等。等了又有好几分钟，再问：写好了没有?结果举手说：还没有。这时候全场就点哗然了，大家都望向他。这时会场里居然响起了一片掌声。第三次主持人问：有没有写好?这次他没有再举手，而是站起来，拿出照相机，把自己的两张选票放在桌子上，拍下来。然后大家就投票、计票。计票时发现，包括俞正声在内，所有的人都有一票弃权票，有的人反对票是0票，但是也有一票弃权票。我们分析，至少有一个委员给所有人都投了弃权票。他得辛辛苦苦地涂掉三百多个名字，是要花很长时间。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位委员。因为不可能有第二个或第三个人正好这么巧地也涂了弃权票。
我们分析那位委员这样做有两种可能。一，他用这种方式提出对选举办法的意见。据说他在小组里已经提了，他不赞成这种选举办法;他这种不赞成并不意味着他反对里面所有的人，他要的是一种程序民主，以便大家更好地行使真正的民主。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投成弃权。第二，他还给选票拍了照。我的分析是，他要检验这套系统 是不是真正公正。如果不照相，万一计票的时候，没有人有弃权票，他就说不清楚了。我想他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这也证明了，尽管我 们的程序有瑕疵，但结果还是公正的。既然这件事没有通知我们要保密，我想我可以讲。这也说明，政协有这个雅量，能够允许委员正常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然也有的人会觉得那位委员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但我觉得这是民主应有的代价，是很正当的。我也承认，我低估了委员表达自己意见、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能力。
我不知道这次选票数境外有没有报道，但如果不是保密的，首先应该向我们公民宣布，而不是首先让外国人或港台居民知道。如果公开报道，也不是坏事。比如说，我们昨天所有人全部当选了，反对票最多的人加上弃权票，也不过5%左右。哪怕是很了不得的人，只有5%的人反对，已经很好了。如果大家的民主意识强了，都自由表达了真正的意见和观点，那5%反对就是太低了。这是很正常的事，为什么不能报道呢?另外，我倒觉得，反对票还不够。比如说我本人，反对票只有10票。两千多名政协委员当中，不赞成我的人只有十个。更多的人不投反对票，是因为不了解我。往往是有名望的人，反对票会更多，因为知道他的人多，对他就有判断，相反，那些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一般就没什么反对票。所以我觉得政协选举中出现反对票，是很正常的，而且现在的反对票也不够多。我相信，如果这两千多人都听过我说话，了解我的观点后，反对我的绝对不止十个。上海有个委员，这次作过大会发言，发言还迎来了热烈的掌声。结果他这次的反对票居然还增加了。有些人听了他的话，尽管跟着一起鼓掌，但心里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就行使了反对的权利。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特别 是政协，所代表的各界阶层，都代表不同利益的诉求，怎么可能大家的意见会一致呢?从民主的角度来说，让大家更加自由地表达，有争议，其实会让委员更好地发挥作用。很高比例的赞成票，恰恰说明，大家相互之间不了解。这时的赞成票投的其实是信任票，相信经过这么多时间酝酿，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总归是好的。比如我吧，我不认识的通通都是投了赞成票。好像也找不出其他办法。这从深层次上讲，也是政协制度应该需要改革的问题 。到底政协有多大的规模比较好，用什么样的方式活动?
这次会议的确是有新的会风。有些地方有实质性的变化。比如说在我们政协教育组里面，我们去列席“人大”，听“大部门体制”的改革，还有对“两高”的报告，绝没有听到任何歌功颂德的话，提的问题都是比较尖锐的。外界认为政协就是举举手、拍拍手，至少在我们教育组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的国民实在是非常顾全大局，非常好。你只要有一点进步，他们就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且大家都有一定的耐心，都很体谅党和国家在换届，并没有对中央领导和政府提出过分的要求，而有耐心等。但另一方面，我和几个朋友，其中包括专家、学者、原政府官员和与境外接触比较多的委员讨论，大家都有一个看法，时不我待。留给中国的时间是有限的，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往往是一触即发。如果再不抓紧通过改革来化解中国的内外矛盾，必然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次我提了个“逐渐解决异地高考、入学等问题的提案”，我在微博上也写了些意见。可以看出来，尽管这还不是在外界公开的讨论，但要化解矛盾的各方面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到了现在的阶段，利益的分化已经比较明显了，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简单地化分为革命、反革命，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那么明显的阵营了，那个时候，阶层不是主要的，而是强调阶级的和国家的利益。而今天，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北京人里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外来人口里面，海归、白领、打工的、流浪汉相互间利益也不一致，所以异地高考之所以矛盾那么突出，就是因为各种利益群体都要在这个制度里面表达自己利益的诉求，都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依靠以前的阶级斗争，或者依靠行政手段，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政府想承担起这种管理责任，也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有些群体，只有他们内部协调好了之后，政府才能处理，否则政府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处理，而他们内部还没有协调好。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到了今天，我们怎么使各个利益群体都能够享有平等的地位，都有协商的地方，然后政府都能通过平衡、协调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诉求，来保持社会的和谐 。在很多国家，这是通过政党的形式来实现的，所以他们有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中国执政党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中国是不实行多党制的。但不实行多党制，不等于说就能消除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都通过执政党来表达，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真正能够做到不需要多党制，就要考虑怎样使不同的群体能够有自己的代表，通过这些代表来协调，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照理，政协是能够发挥这个作用的。我们讲协商民主嘛，通过谁来协商呢?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协商嘛。如果人代会真正是从选区里选出来的，是代表选民的利益的，如果政协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代表的话，那么应该讲，人代会和政协的作用的确是可以举世无双的。这也许能够开创出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协商民主的路来。但是如果认为这些都是表面文章 ，不考虑让他们代表真正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个难题是解决不了的。
今天上午是合影。每次换届的第一年就有合影，每五年一次。今天胡锦涛、习近平都来了。每次照相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委员把这看得很重，千方百计站在头排，这样领导人走过来可以握手嘛。有些人就看得不太重，觉得无非是个仪式，甚至还有人抱怨，站那么长时间很累。这次比上次有次序，会场上分了组，一组组带过来。要求年轻、精力好的站到台阶的最高处。每次照相，也能看到人生百态。这次领导人走过来，大家自觉响起掌声，但很快也就停了。还有些委员问领导人：还认得我吗?领导说：怎么不认识?你是音乐家嘛。气氛还是比较轻松自然的，花的时间也比想象中少。
现在已经公布了，我要继续当一届常委。今天下午开第一次常委会，明天上午再开一次会我就回上海了。每年要开四次常委会，为了有利工作并且节省时间，其中有一次常委会是和大会一起开的，这样外地的委员就不用来两次了。从第二年开始，二月底开常委会，然后我们就不走了，接着开大会。有人问常委是干什么的?规定的工作，就是开常委会。有的还要参加一些调研等，但这不一定年年有，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到。
这是我个人的日记，有错误在所难免。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指正。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今年再次担任中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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