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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 Beib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达茂旗沙如大队附近漫野的风机。
这个月初，我在纽约的公寓里收到一封来自内蒙古的电子邮件。发信人是个90后的蒙古族姑娘，她对家中情况的叙说将我的记忆带回两年前和她相识的时候。
我和乌伊汉认识是她来北京大学做交换生。2011年春天，还在内蒙古大学念书的她，作为蒙族学生的代表到北京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当时我刚刚去过鄂尔多斯的康巴什“鬼城”，对内蒙粗犷而高速的经济扩张有十足的兴趣。在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乌伊汉去学校附近一家咖啡厅聊天，这个在课堂上从来拘束不多言的姑娘，在叙说家里的情况时语速竟稍微有些激动。
“我爸爸妈妈都是牧民，”她说，“在草原上放羊的。我家 里有200多只羊，但是现在我们那都是禁牧的，说是牛羊多了破坏草场。只要被发现我们在偷牧，大队就会来罚款。”
“大队”指的是当地的禁牧大队。乌伊汉所来自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达茂旗)是内蒙古自治区全面禁牧的一个旗县，隶属包头市管辖。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连年超载放牧、无节制开矿垦殖，造成草原生态全面恶化。于是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全旗县禁牧，暂定10年。
但是乌伊汉告诉我，在牧民被勒令停止放牧后，草原上的开发并未中止。发电的三叉风机在草原上一个个栽下，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开采如火如荼，载着不知是风机设备还是矿石的大卡车从草原上呼啸而过，沙尘弥漫满天。而牧民禁牧所获得的赔偿，只有区区每年每亩4.8元，比本来就不高的国家禁牧补助标准6元/亩/年还低了五分之一。
仅仅是那一个晚上的对谈，就让我起了上草原的念头。2011年夏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包头，乌伊汉和母亲娜仁高娃在包头火车站接我。我们一起坐大巴到达茂旗长途汽车站，然后她的父亲双权开着车载我们回草原上的家。
2008年买的捷达小车在土路上颠簸。沿路能看见不少白云鄂博的标识——我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初中的地理课本上就有写：白云鄂博有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藏。稀土，这种被广泛应用于现代高科技产品制作的矿物，是令中国 颇为自豪的一种资源。中国的稀土储量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因为生产成本廉价，中国的稀土出口占到全球的90%还多。然而在课本或新闻上读到这种抽象的数字，和在被进出矿区的大卡车压坏的土路上行驶是两回事。我们是在夜间行车的，扬沙和四处裸露着黄土和岩石的草场还看不到。
到了乌伊汉的家里——严格来讲，是她亲戚的家里——她自己家在日光大队的土房因为建在公路边上，很难偷牧，而只凭禁牧补贴又无法生活，只好搬来沙如大队亲戚家的空房，借他们的草场偷牧。这间平房还没有通电，乌伊汉的父母在房子后面竖了一个小风车，白天风车转动发电，供晚上短暂的使用。
这里的牧民们是没有夜生活的，他们的作息和自家的牛羊一致：早上5点钟起来去喂牛、挤奶、放羊，晚上牛羊收圈了、天黑了，他们也就上炕了。厕所是没有的，无论大小解，都在草原上解决。就算是女性用过的卫生巾，也是在草原上挖个小坑就地掩埋 。洗澡是镇上才有的奢侈，母亲娜仁高娃告诉我，他们大概一个月去一次镇上的公共澡堂。
草原上的水是珍稀品。家里用的水全部要靠父母挑回。近几年由于挖矿，地下水位下降得厉害，牧民挖的井一般又不深，挑水、饮牛羊变得格外困难。井水用完一次，需要等一个小时，新的水才能出来。乌伊汉的母亲在门口的一个小洗脸盆里舀了一盆井水，叫我洗脸洗手。我用肥皂洗后，以为要换水，但是乌伊汉、母亲、父亲，便按着这样的顺序来用同一盆子里的水了。
翌日清晨，我等乌伊汉的母亲喂完牛，便开始和她谈草原上的情况。实际上，她自家所在的日光大队，从2002年便开始禁牧了。第一年没有草场补贴，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每亩发4.8元。乌伊汉家原本有2000多亩草场，七八百只羊，一年的毛收入能够有20万元。禁牧后，每年的草场补贴总共是小一万元，偷着养的200只羊一年能有5万元收入。乌伊汉在呼和浩特一年念书的伙食费要3800元，学费有政府的补贴，因为是禁牧家庭的孩子。
娜仁高娃给我算完账后，问我：“一年才补这点钱，和公务员怎么比呢?”
偷着放牧的牧民还要面临来自禁牧大队的罚款，不交钱就逮羊。牧区实行禁牧之后，羊的数量锐减而价格猛涨。2008年的时候一只公羊七八百元，现在好点、肥点的公羊都要2000元出头。所以如果罚款在几百元或者一千多，牧民都会交钱了事。
有的时候他们对罚款的方式也有些怀疑 。“2010年的时候，禁牧大队没来我家草场(查羊)，直接打电话要我们过去交罚款，”娜仁高娃说，“叔叔(乌伊汉的父亲)开着车把钱送过去的。罚款他们也给收据，上面盖着政府的公章。”
另一户沙如大队的牧民碰到过更蹊跷的事情。原来在达茂旗统计局任职的刘英平跟我说，2009年的时候达茂旗畜牧局来家里罚了他2000元，因为家里偷着养了几百只羊。但是罚款的人只给打了1500元的收据，“说另外500元是加油费。”
“我们罚钱也得养，不然我60岁的人连个医保都没有，”刘英平说，他是汉族。“我跟禁牧大队的讲，你给我们‘草场补贴’，但是补贴的前提是你有基础收入。草场养羊就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呀!我们退休了没有工资呀。这个补贴就是我们的工资吗?”
刘英平60岁的老伴刘凤英在旁边插嘴：“有一次他们来了，说不让拉羊就要罚钱。我告诉他们，我老了，你小的，都拼了命的话，我个老命换你个小命。”
让刘氏夫妇头痛的不仅是捉迷藏一样的放羊和罚款。实际上，只要他们每年缴一定的罚款，就被畜牧局默许可以放羊，尽管数量不多。真正困扰他们的，是离家不远处几乎24小时转动的风机，“轰隆隆的声音，像大卡车开动的那种声音，晚上都睡不着觉。”
刘凤英有心脏病，怕休息不好，但是栽风机的土地是政府从牧民的手中买断的，每亩326元，他们无权再去争执。据他们讲，包头郊区每亩地的赔偿能有1万多，如果离开草原到镇上去买房子，一平米要2000多。这个等式，他们怎么也划不过来。
我跟乌伊汉说，我们去风机那里看看。
我们两个开着她父亲的捷达车，从禁牧区开到栽风机的地方。漫山遍野的白色的三叉风机，这种情景印在那种蓝天绿草的招贴画上，就是一个国家新能源起步最好的阐释。然而当你面对面站在高耸的风机跟前，感受到的只是那种拔地而起的突兀和草场流失的荒芜。
我们去的那天并没有风，风机没有转动。天空灰蒙蒙的，低沉地笼罩在这一片内蒙的草原上。安插风机的地方都被铲平或者是炸平了，周围有很多碎石，草原上面的草是一小丛一小丛的，像得了斑秃的人，不知道是因为地下水缺失旱的，还是其他原因。
我在乌伊汉家住了四天，上午或者下午跟着他们去放羊，余下的时间便让她带着我和附近的牧民聊天。在我采访的十几位牧民里，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草场的生态环境在禁牧后有所改善。当我试着问，会不会草场的改善不是肉眼能轻易观察到的时候，布和朝鲁，一个从12岁小学毕业就开始放羊的老牧民带我去他的院子外面，让我看过往的卡车。
不一会儿，远处一辆暗红色的双节大卡车开过来了，所过之处，扬起一片沙尘，拖得长长地跟在卡车后面，慢慢 扩散开来。
“一会儿就飘过来了，赶快进屋吧，”布和朝鲁说。
“现在国家号召保护生态，但是都那么大矿，白云(鄂博)有风的，那风沙!这就不叫保护生态了吧。”布和朝鲁边抽着烟边说。他的妻子淘格少坐在炕旁边的椅子上磕着瓜子，她每天早上也是5点多起床，断牛羊、挤牛奶、做酸奶子，自己吃也可以拿出去卖。
“如果真的禁牧，一户给留三四百只，还可以生活。但是政府应当也不开矿了吧?”布和朝鲁抛出了一个无人应答的问题 。“像他们说的，10年(禁牧)后生态平衡了再开矿，对不?这样一边禁牧、一边开矿，对牧民和别人的政策好像不同嘛!”
和娜仁高娃一样，布和朝鲁开始给我算帐。现在偷养的牛羊能有多少收入，加上草补能有多少，但是面粉涨价了、蔬菜涨价了、大蒜也涨价了……“公务员的工资会涨，但是农牧民的工资是死的。”
他回忆起一次禁牧大队来罚款的场景。“他们来就是——来，罚款!没款?带羊!”
“公民的财产按说应该受到保护，对吧?”布和朝鲁又问了一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们这样会影响共产党的声誉的。”
在我采访的牧民当中，尽管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苦——11年时还住在不通水不通电的房子里，偷着放牧，不然连镇上的羊肉都买不起——却没有人抱怨过政府所宣称的要保护草原生态的初衷。他们所不满的，是政策宣传和执行的不统一。既然当初领导一家家做工作说要恢复生态，为何允许无休止的风机建设和矿产开发?那些挖矿的人开采完后，并不把矿填回去,工业用水也是任意排放，在草原修建的简易的土路，成了大卡车横冲直撞的理由。当年5月份发生的莫日根被卡车碾压致死事件，是内蒙草原上牧民和开矿者冲突极端化的鲜明注脚。
在采访中，牧民们反复提及在收音机里听来的6元每年每亩的草场补贴，这是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作出的承诺，从2011年1月开始。然而在那一年的夏天，他们还是按照旧标准4.8元领取。牧民们有疑问：多出来的一块多钱去哪了?
据乌伊汉的母亲回忆，6元每亩的补贴标准是2012年1月才开始执行的。而补偿标准在制定和执行上的差异，只是席卷内蒙古牧区禁牧大潮中上下言行不一、或者说中央和地方治理割裂的冰山一角。
在乌伊汉最近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中，她说准备参加今年四月份的公务员考试。她现在是内蒙古大学的研究生，想尽快解决工作的问题，可以不让50岁了还在放羊的父母那么辛苦。
“这边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她在信里写道，“栽了更多的风机，污染越来越严重。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可行办法去制止，上访 并不理智。”
她告诉我，她最近看了柴静的新书《看见》，里面有一句话让她如梦初醒。
“…看到征地问题，她那里说，给农民的不是价格，是补偿。可征地的实质是买卖，而卖方却要得到补偿，”乌伊汉说道。对于农民，是征地，对于牧民，就是草场买断和禁牧。现在每亩禁牧草场的补偿已经涨到了6元，但这买断了牧民的基础劳作方式。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突然被点醒了的感觉。牧民的那么多不满，有绝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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