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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4月22日讯】政治经济学在追寻资本积累或预先积累的进程时，就像生物学追寻万物演化的进程。生物进化本身就是一种积累，生命起源和形成过程也是一种积累。如要梦想那种现成的天堂，这个天堂就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生物和生命界；艰辛和困苦就是一切生命形成的过程总结。
还在地球上第一个生物分子形成之前，伟大的生命界还未开始它的长征，星体的形成和演进就已经历了千万年的漫长积累过程。大自然用它漫不经心的手，随意地抚弄着这个宇宙世界。
偶尔，在一个星体的表面上，温度开始降低，开始是基本粒子集聚为原子核，稍后是质子、中子和电子的集聚形成原子。
原子和原子之间有着质的差别，个体的区别在这个星球上开始出现了。这种区别的形成过程与这个星球本身的形成有着同样的偶然性，它不是上帝的作为，也不是任何既成的规约，它纯粹是大自然的随意作为。
随着温度继续降低，使各种化合物的形成具备了适宜的条件。但温度又保持住了，使这各式各样，新奇多态的化合物得以保留，不致被这个继续冷却的星球冻馁。使这个星球保持住这个适宜温度的，就是这个星球上一切生命的太阳。从此，生命的伟大进军开始了，有机大分子开始了它们的自我复制过程，同时通过一定的组合方式构成生命的基体——细胞开始诞生。
这整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就是生命得以形成的艰难的积累过程，生命的形成之始就是依赖已成的自然条件。这个积累过程，更以适宜的自然条件分不开。同时，新的合成又以其母体为模板，合成需要的能量又必须使合成自身而后有所剩余，以便进行新的合成。否则，生命就无法形成。
这一切表明剩余的存在对推进演化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表明，剩余的产生所依赖的各种条件的预先存在。这个预先存在来源于不断的积累，积累又来源于剩余的产生。剩余的量越大，积累的规模就越扩大，积累规模的扩大又不断为新的剩余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这种生物演进的过程与人类社会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发展过程是多么地相似，简直就是它的模板。
生命依赖的预先存在，是生物在一定阶段赖以生存的条件，我把这个条件叫做生物生存资本或叫生物资本，而把生物依靠一定的生存条件即这个生物资本维持自身生命过程的能量剩余称为基础剩余或基本剩余，生命体缺乏这个剩余就必然灭亡。
如果一个生命体依靠它特定的生物资本取得的能量，大于其维持生命消耗掉的能量，那么积累开始，它的发展也就开始。如果取得的能量仅够补充消耗掉的能量，那么积累停止，它的发展也就停止。如果取得的能量小于消耗掉的能量，那么该生命体就会很快消亡。
自从地球上有了细胞，多种形式的生命体开始了各自的长征。各种各样复杂的生物体，都同样以细胞作为自己的起跑线。在这场大竞赛中，人类有幸处于领先地位。人类之所以能领先，完全是人和分化为人的祖代的这种生物形式比其他生物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还仅在细胞时代和生命体还未表现出自身活力的时代，任何生物的演进都只能得爱于自然的选择 和先天的决定。一旦生命体能表现出自身活力的时候，各自的奋斗就与自然选择紧密结合起来。
也许是某一种生命体在演进过程中更具活力，在自然选择中抢先一步，也许是自然界对偶然形成的某种生命体的差异性表现出偏爱，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使这一种生命体构成了高智能的大脑细胞基础，成为人类的祖先继续在生物界与其他生物一起再接受大自然的考验。
在这个过程中，生物之间的差异最初是各自演进过程中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形成的，继之这种差异性既有自然条件下的差异，更有生物自身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各自努力生存采取的方式不同的差异。而这后一种差异，又在扩大前一种差异。
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任何得以存活和有机会发展进化的生物，它们在大自然提供的现存条件下所能获得的能量，必然大于为获得这些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从这一点来看，凡是能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大自然所偏爱的。大自然提供给了它们生存的资本，其他的却没有给。
但各类生物为获得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之差是不一样的。这样，生物自身的适应能力也就成为生存的另一关键。
显然，如果一个生命体或某种生物为采撷食物耗掉的能量不能从所采撷的食物中得到完全补充并有余，那么这个生命体就会逐步在地球上消亡。如果某一种生物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对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物产能充分利用，其采撷能力很强，使它从消耗的能量获得的食物，不但使它的能量得到完全补充并剩余量较大，那这种生物就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恢复体力，即使在食物逐步减少时也能有充足的时间继续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并且它能努力地不畏辛劳地这样做，那努力的结果就会使它不断得到改进，不断增强它自身的生命力。
生物生存首先取决于大自然的供给。随着生命的形成和发展，大自然也在不断完善其环境，如果要说天堂，这就是最好的天堂。但大自然的供给总是有限的，不能供给生物无限发展。生物的竞争就在于各种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对自然提供的物产的采撷能力。种类之间的竞争和种类内部的竞争共同使能适应者和强者保留下来。如果要说残酷，这就是最残酷的现实。达尔文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马尔萨斯 的笔调虽然悲观，但却是现实的。这两位大师从两个角度取得了近似和相通的结论。
自从类人猿在生物界分化为一个独立种类，其生存和其他生物一样，仍然依靠的是那种生物资本和基本剩余。但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组成部份，类人猿与其他动物一样，其生物资本与基本剩余的情形这时与生命形成之初已有所不同。
作为生存资本，这时的生物资本是指无意识运用下的由自然提供的要素。如空气、阳光、雨露、食物来源的为难为易，以及自身具备的一定的先天条件。如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自然物产的采撷能力，四肢的发达和灵巧性，视、听、嗅等等一切官能的完备性。类人猿正是以这种种条件（既有自然提供的，也有祖辈遗传的），作为其生存的资本。
但这个生存资本的运用也并不是天堂的谐音；大自然风风雨雨 ，喜怒无常，此时的类人猿与其他动物的差异性并不一定都是它的优越性，虎豹的尖牙利爪就是它的敌害之一。
当然选择在树林高处筑巢定居并不一定就是为了躲避敌害，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树木高处的物产丰富、果实累累，对已具备了特定先天条件的类人猿来说，选择在这个区域内生活能使它用最少量的体力消耗采撷到更多的食物，从而产生更多的基本剩余。
正是由于从采撷到的食物中能完全补充采撷过程中和肌体正常运转中消耗掉的能量而有所剩余，类人猿才能和其他生物一样得以生存下来，并从这个基本剩余中求得发展，提高自身对变化无常的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任何生物如果这种基本剩余量极少，或其不善于利用这个剩余进行积累，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就必然会发展迟缓，从而被其他发展较快的生物挤出生物圈。
人类现今的存在状况，依然在演绎着这个过程。很显然，类人猿在诸生物中是最善于积累他们的基本剩余的一个种。他们在这个积累中发展了他们的智力，强健了他们的肢体，从而又为产生更多的基本剩余创造了条件。这个条件我已在前面把它叫做“生物资本”。它是生物无意识积累和自然条件结合形成的。
生物资本是生物生存的前提，是生命的前提，它既是大自然的赋予，上天对一切生命的恩赐，同时也是生物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艰难困苦，积累又积累取得的结果。而在地球上的千万种生物中，也惟有类人猿通过这种积累，通过生存方式的适时选择突破了生物资本的界限，——当生物资本转化为劳动资本后，同时也是从依靠基本剩余积累转化为依靠劳动剩余积累以后，类人猿也就完成了向原始人的进化过程。
但并不是说，人类从此就不再需要生物资本和那种生物性质的基本剩余，直到今天，人类也在依赖这两种剩余发展，依赖这两种资本创造，既创造物质文明，也“创造”人类自身。
当原始人在足够的基本剩余下摸索着制作出工具，工具的产生标明劳动的出现，它也正是劳动剩余和劳动资本的出现。人类的生存发展开始由生物资本向劳动资本转化。人类从无意识运用基本剩余进行积累与其他生物竞争的时代，跨越到了有意识运用劳动剩余进行积累竞争的时代。这是其他生物无与伦比的，人类从此将其他生物远远抛在了后面。
劳动剩余出现后，在工具的帮助下，原始人的劳动收效倍增，它产生的剩余使积累加快。
那个时候，由于人人都能真切地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相应的物质报偿，人们的劳动热情必然极高；由于积累的财富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人们运用积累来改良他们的劳动都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人们积累的热情也很高。
在这个时期，劳动资本（尽管微不足道）是由所有权者独立享有并自主运用，劳动成果由创造者完全占有的时期。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劳动资本运用方式。它是由自然规则形成的，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商业的兴起产生的更多劳动剩余，使财富的积累加快，也使得用掠夺方式取得财富比劳动生产更为便当。人类的生存竞争最终发展为战争的形式，并在掠夺和反掠夺中不断扩大。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少部份人逐步脱离了生产劳动，成为了专事强夺他人劳动的寄生虫——奴隶制的形成改变了劳动资本的运用方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在强迫下不得不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他们的一切劳动剩余都要被奴隶主完全占有，是否用于积累转化为资本也完全由奴隶主决定。而且，不但劳动资本被奴隶主独占，甚至连同奴隶，即人本身也成了奴隶主的财产。
这个时期，是一切劳动剩余以及被迫为奴的人都被奴隶主强行占有并挥霍浪费性使用，生产资本被奴隶主毫无章法地运用的时期。劳动热情在这种制度中已经荡然无存，所存在的只有奴役者无止境的欲望。
随着人类良知的逐步觉醒，思想家们揭示出人相奴役的耻辱。封建制度解放了奴隶，使人不再成为生产资料被任意驱使，人类终于向文明迈进了一步。
奴隶解放使劳动者从此不再属于生产资料，他们与生产资料分离了。无论这种分离于资本拥有者还是于劳动者谁更有利，奴役强度的缓释和奴隶锁链的打破带来的是社会进步，但马克思却对此予以猛烈抨击（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782—783页。），他要从资本主义 的形成条件，追究奴隶和农奴摆脱出生产资料造成的原始的资本及以之相适应的资本自主生产方式的前史。
奴隶的解放在中国 远在武王伐纣之后的三千多年前，可在欧、美，却近在几百年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因为那里一直是自由民与奴隶并存的社会。这场革命的历史文献中曾经记载了长久在奴隶主“关爱”下的奴隶离开主人后的无奈。他们已经丧失了自由、自主和独立的本能。但社会正义 一直在“迫使”这群人走向自由，走向属于人的彼岸。不单为他们，也是为“人”的尊严，为人类创造力的解放。
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或者直接说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它终使得劳动生产和劳动剩余的占有方式及资本运用跨入了新的时代，一个文明、进步的时代。无论马克思怎样攻击奴隶从生产资料中解脱出来后如何成为无人“照顾”的自由民，从而如何为自主资本创造了何种条件，也诋毁不了解放奴隶重新建立的资本自主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但他的诡辩终使得他的“公有制”名义下的奴役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理直气壮”地建立起来。
奴役方式最初的转变只释放了部分生产力，封建制度的建立使盘剥和掠夺有了底限。赋税方式取代了强制集体劳动方式下的完全占有，使劳动生产有了部分自主的空间。
但在封建的，仍然带有直接强制劳动和专制奴役的社会体制中，封建领主连同帝王和他们的侍从，占据着社会上层，霸占了全部社会资源。这个阶级阵容庞大，人数众多，他们不从事任何劳动，并通过世袭世代维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不但强行霸占了自然赋予人类的一切财富，还凭空向人民强行征收沉重的赋税。劳动剩余在严苛的赋税盘剥下所剩无几，资本积累受到极大制约。劳动生产的等级制约和重税盘剥遏制着社会进步。
在这个制度中，人民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加上统治者的重税盘剥，人民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余力去改良生产，因为任何努力都是难以奏效的，封建领主的胃口极大，会毫不犹豫地鲸吞一切。
在这个时期，是劳动剩余被封建主强行盘剥占有并任意挥霍浪费和生产资本在封建等级制制约下运用的时期。
产业革命推翻了封建奴役和等级制度，使继奴隶的人身解放之后，实现了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的彻底解放，从而全面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恢复了劳动剩余的劳动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的所有权者自主运用，为社会财富增长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虽然这个时期的生产资本运用与原始时期表现不同，但这并不是性质的变化，而是资本在较大规模上运用，使社会协作和资本内部的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它直接带来的是劳动效率提高和资源耗费减少。马克思正是以此为理由，鼓动用暴力推行集体 劳动，声称这种集体劳动更能提高效率和减少资源浪费，以藐视人类的记忆和善恶评判能力，他要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重新推回到政治强制方式下。他把大协作的劳动方法显示的生产力，解读为强制集体劳动的生产力。他以国家的名义并明确表明最终将消灭国家推行国际化的产业军团集体劳动。
人类劳动从来就建立在协作的基础上。越来越扩大的资本和资本集团，表明人类并没有停止，而且不但没有放缓而是在加快扩大协作的规模。资本托拉斯的出现，跨国集团的形成，显示出人类协作的自然倾向和强烈愿望。它遵循着自然法健康地发展，它伴随着人性 良知的不断启发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但人类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社会生产都绝不会再接受强制。奴隶制度下的集体劳动是一次强制，封建制度解体了这种无人性的强制劳动方式，但仍然维持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强制关系。产业革命彻底否定了一切形式的强制关系。但马克思主义却运用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立起了更加野蛮、无道的强制制度。
这是人类灾难的新体验，中华民族是这个灾难蹂躏下最不幸的民族。（待续）
本文标签：大纪元, 政治, 民主, 自由, 集体,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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