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6月14日讯】在人生的长河中，纯真、无邪、快乐的童年是最难以忘怀的，她如美丽的昙花，虽只绽放片刻的光彩，却印刻在记忆的深处，无法磨灭。与绝大多数孩子不同的是，秦海龙的童年是在泪水、艰辛、苦难中成长起来的。秦海龙曾说：“没有秦月明的童年，快乐是那么的遥远！”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女儿秦海龙日前通过明慧网发表了个人自述。
一、我的家庭发生了变化
我叫秦海龙，今年二十四岁，家住伊春市金山屯。我的姐姐小时候不幸患上乙肝病，无法上学。爸爸妈妈为姐姐的病四处求医，然而，姐姐的病情未见好转，有点常识 的人都知道乙肝病是不除根的。每每看见姐姐喝草药那痛苦的样子，家人都跟着难过。 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七月，正值我们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向爸爸介绍了法轮功，说炼功能祛病健身 ，爸爸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着姐姐去了炼功点。
奇迹 在我姐姐身上发生了，她的病不治而愈了。爸爸带着姐姐到医院检查时，医院的大夫惊讶地问：“病是怎么好的，这也太神奇了！”爸爸回答：是炼法轮大法炼好的。医院的大夫都说：这功法太好了，你们回去后接着炼。爸爸原来喜欢喝酒，喝完酒后就摔东西，妈妈很是头疼，连电视都不敢买。自从爸爸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但戒了酒，原本暴躁的脾气也变得温和了。
一九九八年年初，我和妈妈一起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还患有肺炎。修炼法轮功后，我由一个病秧子成为健康的小孩，我高兴极了。妈妈也改了暴躁的脾气，爸爸妈妈做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邻居们很羡慕我们家，他们都说这法轮大法真好！
二、没有爸爸的童年，快乐是那么地遥远！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 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 修炼者，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诬蔑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我们一家四口受到法轮大法无量的恩泽，怎能背叛自己的良知。古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直到现在我们仍坚定信仰。
伊春市金山屯区公安分局警察王喜带着5、6个警察，像强盗一样闯进我家 ，他们不出示任何证件，抢走大量法轮功书籍，把爸爸绑架到公安局。公安局内有一个小院专门扣押临时人员，爸爸被逼迫放弃信仰，爸爸被关押了两个月左右。
从这一刻起，我们一家幸福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了，那时的我只有十岁，姐姐十二岁。爸爸获得自由后，因不放弃信仰，再次遭公安局警察王喜和警察绑架。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被劳教三年，爸爸在伊春市劳教所被折磨了两年。两年里妈妈历尽艰辛，赚钱养活我和姐姐，还照顾我们生活起居。妈妈的辛酸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真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好能分担妈妈身上的重担。
晚上睡觉时我常常梦到爸爸，从前的每个周末爸爸都会带着我们去游山玩水，而现在快乐离我是那么的遥远！到年节的时候，看到别人一家团圆，对爸爸的想念就如一把利剑插在我的心上，我心里哭喊着：爸爸，你快回来吧！
三、不法之徒入室抢劫，毒打、绑架
二零零一年的中秋节，终于盼到爸爸回来了。可是中共不法之徒经常来我们家骚扰，我和姐姐每天都在恐慌中度过。
二零零二年五月四日，那是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们刚刚吃过午饭，金山屯区公安分局十多个穿着便装的警察把我们家包围了，王喜、齐友、罗雨田、康凯等人，他们闯入我们家，要绑架我爸爸，妈妈去阻拦，被他们打倒在地，爸爸被绑架到一辆车里。他们又开始绑架妈妈，妈妈抵制，又来了一车的警察把妈妈绑架了。这时，姐姐上前抱住妈妈的腿不撒手，康凯一脚就把姐姐幼嫩的小手踩在了脚下，姐姐疼得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好几个警察打姐姐，把姐姐打倒在地。十五岁的姐姐被暴打一顿后，四个警察硬把她拖上了车。
那时的我十三岁，看着爸爸妈妈还有姐姐被打，我却无能为力。我们家桌子上的一大堆钱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让这些人抢走了，我说：“那是我爸爸挣的钱，你们不能拿！”警察齐友拿起公文包就给我两个耳光，叫嚣：“什么你家的，现在就是我的。”当时我被打懵了。孤独无助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家里被翻得底朝天，一片狼藉，不知如何是好。恐怖的景象浮现在的我眼前，挥之不去 。
姐姐被拘留一个月零一天。我也是在恐慌与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月零一天。年幼的我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在哪里，修炼法轮功的阿姨给我送来了方便面和蛋糕。天热了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吃冰淇淋，自己好想吃；每当放学的时候看见别家的孩子，有爸爸妈妈接送，我羡慕不已。而我孤零零的一人回家，走在空荡荡的、毫无温暖的房间里，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更加害怕，常常被噩梦惊醒。我多么地想念爸爸、妈妈和姐姐啊！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在我的脸上流淌，我整天哭得像个泪人。
姐姐获得自由后，已经被折磨得消瘦了许多，凌乱的头发散发着油腻味，身上的衣服已经脏得不像样子。我和姐姐见面后抱头痛哭，姐姐说：“你怎么不去找我啊？你知不知道看守所里面有多冷？像冰窖一样。她们不许我睡觉，体罚我，一站就是一天一宿，我还经常被打骂。”我哭着说：“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啊！”姐姐安慰我说：“不怕！老妹，有姐姐。姐姐回来你就不再孤独了。”
从此后，我和姐姐相依为命，从未做过饭的姐姐开始尝试着做饭，收拾屋子，我们还得上学。我们没钱买菜，姐姐就把以前储蓄罐里的零钱拿出来花，没有多少钱，只能维持一个月。雪中送炭的修炼法轮功的叔叔阿姨们，很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他们送来吃的和用的，邻居给我们送菜，我们感激不尽。姐姐给我讲述了在看金山屯区拘留所里的情景，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太没人性 了。
四、苦难、泪水伴我成长
一个月后得知爸爸被判刑十年，妈妈被劳教两年。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姐姐哭得痛彻心肺。我们以后怎么生活、怎么上学呀？ 妈妈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发生了，我和姐姐被叔叔、姥爷接回了山东老家去上学。爷爷奶奶还有叔叔伯伯们都听信了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宣传，对我们家不理解，不给拿钱上学，姐姐只上了一年的学后，被迫休学，可怜的姐姐给叔叔家放羊、看孩子、做饭。
生活上的变故使原本开朗外向的我，变得沉默寡言。外人的歧视、同学们的侮辱、家人的不理解……。两年里，我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菜，每天吃的是馒头、咸菜还有玉米面粥，看不见青菜，而我正值发育身体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既盼望过年，又害怕过年，期盼过年是因为一年里只有这时候才能吃到菜，而这时也是我最想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仍在人间地狱里受折磨，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哭。有人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说：“我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家四口能够团聚。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家人不愿给我拿学费，两年后我只好被迫休学，十五岁的我瞒着家人出去打工了。
半年后妈妈回来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看见妈妈我开心得眼泪止不住地流，抱着妈妈不愿撒手，我和姐姐还有妈妈终于团聚了。两年的分离让我们觉的时间特别长，我太开心了，终于可以吃到妈妈做的饭菜了，终于有家的温暖了，爸爸要回来，我们家就真的是大团圆了，我们三个人都好期盼爸爸的归来。
妈妈回来四年后，二零零三年七月，我和姐姐下班回家后，发现正在家刷墙的妈妈，被伊春市金山屯公安局警察绑架了。我和姐姐去要妈妈，他们不让见。之后妈妈又被劳教一年零九个月。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姐姐抱头痛哭，到底是为什么？我和姐姐离开了家，到哈市打工，每个月我们从微薄的收入中，积攒点钱，去劳教所探视妈妈，去监狱探视爸爸。逢年过节替妈妈爸爸尽孝心，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邮钱，因为姥姥姥爷的年纪太大了，对他们隐瞒着妈妈被劳教的事。
五、等待十年的团圆梦，顷刻之间无情的破碎
每逢年节，是我和姐姐最辛酸的时候，同事都回家了，我和姐姐只能在大街小巷逛，没有待的地方。回家后更是凄凉，我们都会大哭一场。不知不觉在苦难煎熬中两年过去了，妈妈回来后，我们算一算还有一年爸爸就回来了，我们一家终于就要团聚了。新年里我们都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我说：“等爸爸回来我就去上学”。姐姐说：“等爸爸回来就和爸爸一起做生意。”妈妈说：“等你们的爸爸回来后，我回老家照顾姥姥姥爷。”
九年苦苦的等待，九年日夜的期盼，等来的却是爸爸冰冷的尸体！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当我们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爸爸去世，我本能的反应：这不可能？！身体一向非常好的爸爸，怎么会突然离世？！我们真的在佳木斯监狱看到了爸爸的遗体，我悲痛万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似乎天都塌了！爸爸痛苦的表情，让我觉得爸爸一定有冤情。监狱给出的理由是“猝死”，正常死亡 ，却没有任何依据和死亡证明。
之后我们多次来到佳木斯监狱要死亡证明，他们由开始的搪塞到最后都不接待我们了。监狱叫嚣：“愿上哪告就上哪告”。这期间佳木斯监狱派人跟踪我们，把我家里的老人惊吓得住院了。面对佳木斯监狱的野蛮行径，我们提出控告，走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八个月里，我们从佳木斯市检察院一直上告到哈尔滨省高法，在省高法给我们立案了，我和母亲、姐姐到监狱和检察院以及相关部门去了无数次，我们每天在痛苦中煎熬，希望爸爸的冤情能早日得以昭雪。
六、为爸爸秦月明申冤，遭绑架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中午，我和母亲去朋友家串门，遭绑架，是哈尔滨公安局和省“六一零”相互勾结，目的是阻止我们控告佳木斯监狱。
我被绑架到双城公安局，扣押到半夜十二点左右。而后劫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到那里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两个犯人强迫我脱衣服，我拒绝，两个人硬把我的衣服扒光，当时我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点尊严都没有。我看着不大的监号，有些恐慌，她们把我的棉袄抢走了，我只穿着一件被撕破的小衫。我躺在一条薄得透明的小褥子上，冻得我瑟瑟发抖，根本无法入睡。看着冰冷的铁窗，我多么渴望能回家。
我拒绝背监规，被罚码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犯人看着我，不准随便下地，什么时候会背什么时候才让我坐在垫子上。我对她们说：我没有罪，是被绑架来的，为何要背监规？我不会背的。每当晚上睡觉，我再站起来时，我的腿特别疼，这种迫害持续了五天。在看守所里吃的是看不见一点油的白菜汤和馒头，我被折磨得身心交瘁到了极限。
七、人间地狱——哈尔滨前进劳教所
（一）我成了劳教所里年龄最小的人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是我被关押的第三十七天，双城公安局的王玉彪带着很多特警来，称：放你们回家。我说：我的衣服和手机还在公安局。他说：一会你们就去取，取完就回家。 我们被骗上车后，一个特警看一个人， 我们被劫持到荒郊野外的哈尔滨前进劳教所。下车后，他们强行把我带进去，检查身体。给我劳教票子，让我签字，我拒绝，我被劳教一年半。我当时只有二十二岁，是劳教所里年龄最小的人。
刚劫持到这里的人，先封闭一个星期。第二天，就开始强迫我写“三书”让我放弃信仰，每人单独过筛子。我被带到一个空屋，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一个警察逼迫我写“三书”。教导员周力帆恐吓我：“来到这里的人必须写‘三书’，不写就别想出这个屋，你虽然是个孩子，也不例外。”我说：“信仰真善忍没有错。我是被冤枉的，我不应该在这里，我要回家，我不写更不会骂人。”她眼露凶光，恶狠狠地说：“你是皮子硬啊？还是能扛着住我们这的刑具（指电棍）啊？你要不写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写！”
我隔着玻璃看见办公室里，王敏正在毒打法轮功学员，电棍电得直响，拳打脚踢。当我看见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也无法相信，中共宣传的人性化管理，难道就是这样吗？狱警没有一丝丝的人性，太恐怖了！真是人间地狱。
（二）封闭、码坐、室内像冰柜
每天在三楼我被强迫码坐在小板凳上，不许随便动，坐得屁股都很痛。不准说话，上厕所不但受时间限制，还得看警察高不高兴，她们高兴则让你去，否则就只能憋着。晚上室内的温度是零下，窗户上的冰霜特别厚，刺骨的寒风顺着窗户缝吹进来。我穿着仅有的毛衣和绒裤，盖着透明的褥子和被子，在被窝里找不到一丝的温暖，像躺在冰柜里一样，冻得我无法入睡。
劳教所的屋冷、人冷、心更冷！没有一点人性！每天晚上我都以泪洗面，恐怖的气氛让我无法呼吸，我想念我的姐姐还有妈妈，还不知道妈妈在哪。我与一起被非法劳教的另外十八人，非法关押在一起。妈妈与另一批在一起，睡觉起床时间都是隔开的，根本不让见面。我渴望回家，更渴望自由！
大概封闭一个多月，我被分到一大队和妈妈在一起。座位不挨着，我只能远远的看着妈妈，她那瘦小的身体，满脸的忧伤和无奈，妈妈看上去特别脆弱！当时的我再也承受不住了，哭得差点昏厥过去。在母亲写满悲伤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她一定也遭到了非人的折磨。虽然见到了母亲，但母亲只是看我一眼，并没有和我说话，我能感受到母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不想在这种地方面对自己的女儿，母亲总是回避我。
（三）隔离、谎言洗脑、强迫看恐怖录像
关押在劳教所一个月后，一队大队长王敏称：让我和母亲在一起说说话，增加感情。我和我母亲被骗到二大队，我们被隔离在二楼，每人一个房间，里面有两张床，一个电视和一个影碟机。
省“六一零”处长顾海派四个人，她们曾经学过法轮功，被洗脑后助纣为虐，成为“六一零”的帮凶，参与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她们是：宋宝君（五十三岁，曾是教师，家住尔滨市）、王梅（五十岁左右，家住哈尔滨市）、于景之（五十八岁，家住哈尔市）、周合珍（六十二，家住五常市）。
宋宝君和于景之“转化”我，晚上于景之陪我睡觉。王梅和周合珍“转化”我母亲。她们逼迫我看那些造假的录像片，我被封闭了二十多天，吃饭不准去食堂，有专人送饭。因为快过年了，她们就走了。过完年后，省“六一零”又派这四个人，对我和母亲再次进行隔离二十天左右。每天她们给我们灌输谎言，混淆视听，说的都是些歪理，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最终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撤诉”，对爸爸的死因不再追究。
在隔离期间，前进劳教所科长杨国红和宋宝君强迫给我看杀人的恐怖片。我不看，她们就逼着我看，恐吓我：不看这些，不听话就打你，更不让你接见，别想见到你姐姐！脑袋里被灌满了恐怖片，我每时每刻都在恐慌里煎熬，晚上我不敢上厕所，每天都在噩梦中惊醒，身体机能失常，没有月经，还便秘。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头痛欲裂。前后共四十多天的精神摧残，她们见没达到目的就走了。然而省“六一零”仍不放过我和母亲，隔一段时间就来人逼迫我们，用各种话来刺激我和母亲的痛楚，妄图想让我们放弃为爸爸申冤。
（四）做奴工、吃的如猪食
被劫持三个月后，我和妈妈才允许接见。当我见到姐姐的那一刻，满腹的委屈一下迸发出来，泪水倾盆而下，我握着姐姐的手哭诉着：“姐、姐、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姐姐泣不成声：“好，回家，老妹，姐给你请律师，你是无辜的，你别着急。”姐姐一直在安慰我。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到了，我和姐姐依依不舍分别。
寒冷刺骨的冬天终于要熬过去了，天冷心更冷！在寒冷的冬天里想喝杯热水常常都没有，洗头、洗脚用的都是凉水，更别说洗澡了。我的脚冻得像紫薯，洗衣服的时候手冻得一点没有知觉。白天我们被强迫做奴工：糊纸盒，我刷乳白胶，气味特别刺鼻，一天一天的站着，累得脚后跟都很痛。有时我们被强迫在外边冻着干活，不干活就用电棍殴打法轮功学员。二队的霍淑萍经常打人。到了春天，室内依旧阴冷。
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冻大头菜：早上是冻大头菜咸菜，中午是拌冻大头菜，晚上是冻大头菜汤。食堂都是猪食味，这种菜恐怕猪都不愿吃吧。有一段时间，她们为了省钱给我们买来的是捂了的面，蒸出的馒头，散发着发霉的气味。有人吃完后拉肚子了，拉了好几天。情况严重后，才不给我们吃捂了的面。每天食堂用三两豆油做菜和做汤，供我们一百多人吃。每当检查的人员来时，给我们做点菜和大米饭，让我们必须撒谎：都得说吃得很好。
八个月的非法囚禁，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加之吃得极其差，我身体每况愈下，高压不到九十毫米汞柱，低压不到六十毫米汞柱，一直闭经。
五月份，小草发芽了，地里的野菜也长出来了，警察付丽红强迫我们出去铲地：种土豆、茄子、豆角等。当我们看见地里的野菜时，大家的眼睛都散发出光彩，只有星星点点的几颗婆婆丁和鸭食菜也叫苦菜，大家抢着去挖，回来后蘸酱吃，我也跟着吃。看到此情此景，心酸至极，眼泪夺眶而出。看着窗外，我是多么得渴望自由啊！多么的想念姐姐做的饭菜啊！多么的想回家啊！多么的想念躺在那冰冷的柜子里冤死的爸爸啊！
然而无论环境多恶劣，我知道我必须坚强起来，因为脆弱的母亲需要我的鼓励！我每天强装笑颜给母亲讲故事，或说一些我们小时候淘气的事，尽量分散母亲的注意力。
（五）只有魔鬼才会如此地残暴——电棍电、在地上拖着、毒打
二零一二 年八月三日下午，星期五，我正在车间做奴工。这时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是杨国红。我们被强迫按手印，伪造证据。罪犯按十指手印，写着犯罪记录，下面有个框，按完手印后，可以随便加罪名。我们大部份是被骗来的，现在他们要补所谓的罪证。我们不配合，队长霍淑萍暴力来对待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我被叫到一个小屋，队长吴宝云和警察付丽红拽着我的手，强行让我按手印，我一直挣扎，拒绝，她们未能得逞。
我心情极度压抑，没吃晚饭，晚饭后吴宝云让我去大队办公室，我不去。她指使警察付丽红，带着刑事犯盛利美、周凤云、马利梅、巴利燕，把我拖到地上，拖着走，车间到大队大概有二百米，她们竟毫无人性地拖着我，水泥地把我的内裤磨破了，我的腰部、背部磨出了血。 我高呼：法轮大法好！她们听到我喊，吓得不知所措就大打出手，一边打我一边拽我。警察付丽红一把就拽住我的衣服领子把我吊起来了，我被勒得无法呼吸，我感觉马上就快断气了。这些犯人吓得紧张地说：“快放下来，她的脸都变色了。”她这才把我放下来，我被拖到大队门口，队长吴宝云正拿着电棍等着我，我被拽到二楼队长办公室，强迫我按手印，我拒绝。她们就唆使这些犯人对我拳打脚踢。她们好几个人把我的手背过去，我一点都挣扎不了，强行按上了手印，按得乱七八糟。她们想给我加罪名，我当然不肯，我拿过来那张纸，撕掉了。
这时，队长吴宝云魔性大发，拿着电棍就来吓唬我，对我一顿拳打脚踢。又要强行把我劫持到三楼继续对我行恶，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撞墙抵抗。她们仍没放过我，我被劫持到三楼后，我的腿全被踢黑了。她说：“别人都按，你为什么不按？你既然来了，不管你冤不冤枉你都进来了，都判了，还在乎这个干什么？”我说：“我是无罪的，本来就不应该在这里，我是被他们骗来的。你们这样跟着他们执法犯法，将来是要承担法律 责任的，我是冤枉的。你们本来就应该给我上报，把我送出去。我不按手印，是为了不让你们犯罪，都是为了你们好。”
我的衣服袖子都被她们扯坏了，吴宝云给缝上后，告诉我：不让我和别人说被挨打了。她们干完坏事还想掩盖。我的脖子被他们勒出了两条紫色的印，头上有两个大包，身上多处青紫、发黑，痛得我走路都无法迈大步。我和她们的孩子一样大，她们没有一丝的怜悯心，对我如地摧残。第二天，交接班的警察王美英看到了我脖子上被勒得青紫的伤痕，问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感冒了。我说不是，是她们弄的，她问是谁，或许她大概猜到了，她就不再问我了。
八月十七日上午，我们正在操场上拔草，大队长霍淑萍把我叫到大队，让我按手印。她说：“你今天按也得按，不按也得按。”我拒绝，她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对我拳打脚踢，随即拿起大电棍就狠毒地打我。我仍拒绝按手印，她用电棍电我，电我的后背，大腿还有身上多处，加上上次被毒打留下的旧伤疤还没好，我痛得情不自禁地大叫。我说：“我要找所长谈话。”她咆哮：“今天你必须按手印，就是把你的手电残废了，你也得给我按。你再不按就把你交给前面科里的人，那里可都是男的，他们要打人可比我狠。”
回去后，我强装很坚强的样子面对我可怜的母亲，我不想让我母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怕她接受不了，我对母亲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很快的过去。”晚上睡觉，我痛得不敢翻身，我只能偷偷地哭。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暴力征服不了人心，我坚信，邪不压正！邪恶嚣张的气焰只是一时，乌云遮不住太阳！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是接见日，大队长霍淑萍不让我接见，怕我把她们干的丑事说出去。她们就是这样，干完见不得人的事，就极力的掩盖，表面打着人性化管理的幌子，背地里却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我的姐姐并没有因为不让接见而放弃，她直接去找所长，争取到了接见的权利。
我身上被打坏了，一动就很疼，走路很费劲。姐姐看见我很痛苦的样子，抱着我连哭带问：“老妹，咋回事啊？为什么她们不让我见你？你是不是挨打了？”她们怕我曝光我被毒打的事，派一个科长和一个警察在那看着，我要说实话，她们回去就继续残害我。此刻的我是多么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和姐姐回家啊！姐姐一直安慰我说：“老妹，让你受苦了……，你再忍一忍，很快咱就回家。”我一边哭着，一边不停地点头，十分钟很快过去，我和姐姐一起哭着，互相拽着手不愿分开，这一刻，我的心撕裂般地痛。父母被关押的十几年里，我和姐姐相依为命，虽然姐姐只比我大两岁，她却像我的保护伞一样，不让我受半点委屈。每当我在孤独痛苦时，她就是我精神的支柱，支撑着我熬过这暗无天日的苦难。
晚上队长吴宝云找我谈话，问我哪错了，让我给大队长霍淑萍赔礼道歉，威胁我不道歉就给加期。我听到后惊讶不已，强盗逻辑，我被打了，还得向打人者道歉！我告诉她，我不可能去道歉。我被罚站，大概一个小时后，才让我回去睡觉。
一天又一天，我在煎熬等待中度过。二零一二年的冬天更加冷，我知道熬过了这个冬天，我就快自由了。这年的雪异常的多，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下完雪后，周力帆、霍淑萍、刘畅强迫我们出去扫雪。每次扫完雪，我的手都被冻僵了，一点知觉没有，还常常没有热水喝，只得喝凉水。
一年半关押在这座人间地狱，我亲身经历了灭绝人性的折磨，我身边有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有的人身体被毒打致残，不能干活。由此可想而知，我的爸爸生前遭受的折磨远远大于此，无论怎样艰难，我更加坚定为爸爸申冤的路要走下去，直到爸爸的冤案得以昭雪。
(责任编辑：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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