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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十八大以至如今，从政法委被降格，组织政法系统 人员集体 进京学习，各级公安与政法委一把手分治，再到李春城落马以来引起的四川官商两界持续动荡，政法委系统内接受调查者数量、职位不断提升，并逐渐引向前政法委最高层 。中共高层 整肃被称为“独立王国”的政法系统、问罪惩治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迹象和信号日益明确。
分析人士认为，在反腐整风运动 难以为继，中央权威持续受到民间社会尤其是体制内不同程度质疑和挑战而危机日重的情势下，中共中央及时以此为契机，打掉这只早已引起体制内外人心背离和民怨沸腾的“拦路虎”，既可重树中央权威，接力反腐整风，又可消解民间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和对立态势，而且也是建设法治中国 和重塑中共执政合法性和公信力的重要助力和必备条件。因此，习近平在上任元年能否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这只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将是观察其能否强势启动未来 “中国梦”征程的重要标志。
政法系统几成“独立王国”
据悉，周永康正式进入中共中央及海内外视野，是在由江泽民时期向胡锦涛时期的过渡期间。周永康甫一进入中央，便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即又进入时任政治局常委罗干麾下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并取代贾春旺担任公安部部长一职。由此，周永康启动了自己在政法系统长达10年的经营。5年后，周永康得以承袭罗干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两职，在掌握警察体系的同时又获得了对武警部队的掌控。至此，周永康以常委身份掌管中国公、检、法、国安和武警系统，在“入局不死，入常无罪”的中共党内潜规则下，成为位居中国政治高层的真正实权人物。
在2007年至2012年5年中，周永康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政法委一把手，获得了对政法系统、国安系统、武警系统的掌控权力，这标志着周永康已经负责起对整个国家，以及中共中央从集体到个人的近乎全方位的包括人身与生活等方面的安全工作。周永康手握这一“国之重器”，本应以谨慎戒惧的心态为民为国为党分忧，但是他却将其视为争权谋私的工具，对外强硬维稳、迫害民众，对内排斥异己、争权夺利，甚至携权自重，将政法系统打造成其个人地盘，俨然在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形成了以周永康为核心的“山头”，其本人亦获得了“政法王”的称号。
有观察人士称，在周永康独掌公检法与武警后，得以凭借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持续大幅增加政法系统维稳经费。有报道称，中国的维稳经费预算一度高达每年7,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143.1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而周永康及政法系统大小头目，不仅藉此中饱私囊，而且趁机扩充实力，豢养起一只专吃“维稳饭”的大军，遍布全国，其势惊人。
同一时期，各地各级公安部门一把手兼任政法委一把手的趋势明显加强。同时在维稳的名义下，管辖警察、武警和国家安全机构官员的政法委，权力越来越大。在地方，各级政法委系统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正常司法工作，甚至将公检法系统作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肆意逮捕体制内人士和社会民众，而且在各类社会事件和问题 中往往获得了不合其本分的发言权。
而在中央，周永康也因为对“文”方面的法律 和公检法，“武”方面警察、武警及国家安全部门的控制，而在9人政治局常委中成为一方排斥中央却不容轻视的势力。
有消息甚至称，周永康在政治局常委中与胡锦涛等方面曾不止一次产生某种程度的不配合甚至是抵牾。这其实并非不可能。当年仅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便可以监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热线，而掌握国安、情报等部门的政法委书记则更有条件做出类似以下犯上的行为。此外，在“薄熙来事件”发生后的2012年3月7日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投票表决对薄熙来的免职决定，周永康投了反对票，成为9大常委中的不和谐 音，事后更是将中央的处理意见私下通知薄熙来，严重违背了中共中央的组织纪律和保密法规。其二心已然十分明显。
中共一向有维护中央集中统一的政治传统 ，而周永康之所以能够做出此类举动，更合理的解释便是其本人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上与中央集体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而这一力量来源便是其手中对政法系统公、检、法、武警、国安、情报诸多等部门强有力的集权和掌控。而周永康手掌“国之重器”，一旦存有异心，极有可能对中共造成相当大的杀伤力。
在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公职数日后的3月19日，曾有“北京放枪”传闻，有分析认为，并不排除此事系与薄熙来交好的周永康政法系统所为的可能。而在此次薄熙来即将于济南受审的当口，当地派遣武装野战部队巡逻戒备的做法也可能是出于防止类似事件重现的考虑。
“拦路虎”周永康被指祸党殃民
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控制下的政法系统“独立王国”日渐成型，不仅向外界释放出了中共中央分裂的信号，造成中央权威受损，而且导致政治力量消耗，使得政治效率明显降低。周永康在政法委的这10年，往往被外界视为贻误改革时机的10年，而与此同时，社会和政治问题日渐增多、增大，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和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周永康本人推行的强硬维稳策略，成为社会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加剧了官民矛盾和对抗，透支了中共执政合法性和公信力，也因此动摇了中共的执政根基。
在周永康担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公安系统下的劳教制度大规模建立和投入使用。根据这一制度，公安机关可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认定，便可将任何普通民众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4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而在现实运作中，劳教时间往往更长，而且往往充斥着各类人身迫害的行为，任建宇劳教案、一元劳教案、唐慧劳教案等一系列恶性案件相继被公开。不仅如此，政法委系统还以打击异见分子之名，行集权与谋取私利之实。
同样在此期间，薄熙来与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更是将打黑变成了“黑打”，公安机关与警察的权力被扩充和强化，检察机关与法院却被形式化，不但对大量民营企业家及普通民众造成了人身伤害，而且还达到了贪受其家财的目的。对此，周永康主持下的政法系统显然难辞其咎。
因此，政法王周永康的“独立王国”不仅在中共中央层面，在中共体制内外都陷入了近于万夫所指的境地。据调查显示，在周永康任期内，民众抗争事件不减反增，而且是勐增，从每年几万起发展到每年几十万起。而且西藏 地区的动荡亦呈现明显加剧的事态，正是在周永康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后，尤其是在西藏大增维稳费之后。除民间呈井喷式的群体性事件直接挑战政法委长期奉行的维稳策略，在2011年2月，中国多地更是爆发了“茉莉花革命”，并得到了为数众多群众的现场声援。
其实，在中共体制内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在罗干之前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曾写信给胡锦涛和习近平痛批政法委与周永康，并要求约束其权力。而在2012年5月，云南省16名老党员亦联名致书中央，要求免去周永康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书记两职，并交由中纪委查处。《炎黄春秋 》杂志在中共十八大前更是提出废除政法委制度。
而在中共十八大后，以前四川省委书记李春城为开端，包括四川政商两界，以及政法委系统内大量官员相继被调查，其职位逐渐被引向中央政法委高层。时至今日，周永康三大亲信李春城、湖北政法委书记吴永文与前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已经被剪除，近日又有消息称，替周永康家族管家的吴兵被捕。种种迹象表明，中共中央包括胡锦涛与习近平两届领导集体可能已经达成共识，即通过由外及内、循序渐进的方式问罪和惩治这位其罪难赦的昔日“政法王”。
事实上，在十八大后，经过将政法委降格、组织全国范围内3,300余地方政法委书记进京实施“规模空前”的集训、实行公安与政法委一把手分治等一系列运作，当前已经基本做足了拿下周永康 的各方面准备。王立军、刘志军、薄熙来都可以被认为胡锦涛任期内被拿下的“老虎”，而在中央权威与执政公信力长期不振、反腐整风运动日渐乏力的背景下，习近平在上任元年能否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这只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将是观察其能否强势启动未来“中国梦”征程的关键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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