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白衣天使”今安在？
古往今来，一提起医生，就让人心生敬意。人们把医生称作白衣天使——奉上帝的差遣来到人间治病救人的天使，是因为医生承负救死扶伤的职责，具备纯洁、善良、富有爱心的高尚美德，对待病人无论身份贵贱，一视同仁，童叟无欺。病人在医生面前，就像在救命恩人跟前，把恢复健康，起死回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身上。医生与病患之间就像一家人一样，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融洽的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生对病情的准确掌握，对症下药，同时，良好的互信氛围会给病人增添莫大的安全感，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医疗体系和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彻底摧毁了医患之间的互信。现在在中国谈起医患关系，就好似在商场里谈买卖，医院成了企业单位，以盈利作为主要目标，病人是医院和医生挣钱的客户与财源。在一个社会道德大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大背景下，医院和医生如何利用自身的职能和权力从病人身上榨取额外经济利益的各种不道德的手段就应运而生了——医务人员违背良心开大处方、高价药、滥检查，巧立名目乱收费，索要红包，不交钱就停药，甚至于“见死不救”……。总之，病人在很多情况下成了被“宰割”的对象。反过来，病人觉得花了钱，就得把我的病治好，出了问题 ，找医院医生算账。医生不再是“天使”，医患之间实质上也成了商品经济里的一种买卖关系了。
无论是从媒体报导，还是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医德都成了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
小感冒治出大价钱
过去，治疗一个小感冒，如果没有特殊并发症，最多吃上几片退热镇痛的“感冒药”，花不了几毛钱，熬几天就过去了。现在去医院，弄不好要作一大堆检查，然后抱回一大堆价格昂贵的“特效”药，医药费少则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上万。
2007年3月31日，福州一位记者就有亲身体验：记者因全身酸痛发热、浑身无力先后在福州市两家大型三甲医院就诊，结果两家医院开出的费用相差160多倍。
记者在第一家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情后开出0.57元的药方，随后建议，“根据针剂注射后的效果情况观察，看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在记者之前的一名患者，经过一番检查后，医生建议其不需用药，仅用盐水漱口两个月即可达到治病效果。记者觉得难以置信（社会环境已造成这种奇怪心理），担心药品太便宜效果未必好，更担心深夜病情加重难找医生，于是又到了第二家医院看诊。值班医生询问病情后，建议记者去做血液和尿液检查，费用约37元。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随后，医生给记者开了一堆药，加上检查共计96.19元。【51】好在记者思量再三，选择 使用了第一家医院的治疗方案，才没有花冤枉钱。
成都的一位大爷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小感冒却做了78项检查花了1.7万元。2007年2月6日，70岁的成都市民唐大爷由于感冒造成肺部感染，到住家附近的成都363医院就诊，第二天却做了78项检查！更让人纳闷的是，仅是检查胸腹部就做了核磁共振、CT及彩超三种不同门类的检查。核磁共振结果怀疑 其肝脏部位有个2.5cm×4cm×2.5cm的病变肿瘤，CT和彩超却表明同一部位毫无异样。检查没少做，病情却反反覆覆不见好转。拖了31天后，唐大爷终于出院了，但收费单高达17039.12元。【52】
这里说的还是小感冒，遇上大病大难，冤枉花的医药费恐怕就得看落到谁手上了，搞不好得花上天文数字，最后还是人财两空。
病人如何被宰割
一位年轻医生在他的个人博客 里披露了医生如何宰割病人的“惊天秘密：患者到死都不明白的事”【53】：
2009年，我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成为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
工作第一天，我穿上白大褂，和主任一起查房。查房一上午，共有40多个癌症病人，他们病情各不大相同，相同的是，对我们的话都言听计从。
第二天上午，我接诊了一个肝癌晚期的老人。看他的影像片子，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没有治疗价值了。再说，从老人的穿着来看，家境并不太好，更没有必要白花钱了。出于好心，我把老人的女儿叫到办公室，建议她放弃治疗。老人的女儿放声大哭，伤心地把老人带走了。不料，一个星期之后，我意外地发现老人竟然被收住院了！护士长告诉我老人回家后不甘心“等死”，把自己的房子卖了30万，又挂了肿瘤科的一个专家号求治，当即就被专家收住院了。护士长还悄悄告诉我：老人还在病房里说你医德不行，自己没本事治他的病，就让他回家等死！
2009年11月底，我们肿瘤科发奖金时，平均一个人才2000多元！主任关上门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人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他故意顿了顿，说：“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你们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的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脸上立即火辣辣的……
这件事没过几天，病房就住进一个患前列腺癌的离休干部，癌细胞也已经转移腹腔了。有了前面的教训，我试探性地找他的妻子谈话：“我建议用相对好一点的药物，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我的话音未落，他的妻子就鸡啄米似点头：“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我舍得给我们家老张花钱！”有了这句话，我放开了手脚，什么药贵上什么药。最后，老人在病房里住了两个月，共花费了40万元，最终还是死了。
2010年7月，我接诊了一个早期肺癌病人，觉得有手术指征，就介绍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没想到，病人手术之后，胸外科医生专门请我吃了顿饭，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我不要，他却说：“这是你应该得的。以后我那边有要做化疗的病人，也‘介绍’给你。我们俩长期合作！”然后，他还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我：“你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现在摸清楚肿瘤科的工作流程没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来个癌症病人，先介绍到外科给他们做手术，让外科把手术的钱赚到了，再把病人转到化疗科化疗，然后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着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到了，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喝中药。”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终于验证了这位外科医生的话。有一个胃癌晚期病人，癌细胞已经腹膜转移，可还是被转到普外科做了手术。术后又转到肿瘤科化疗，放疗科放疗，中药科喝中药，如此折腾3个月，病人就死了。我曾偷偷调出病人的影像资料，一看就发现没有手术指征。
红包的诀窍
在医院的公告栏里，有一条醒目而明确的规定，坚决杜绝医护人员收受红包现象。这种规定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习惯了反着看的中国人，很多看了之后得到“启发”，到了医院就考虑怎样打点的问题了。
过去，有些病人出于对医生的感激，在病愈后给医生送锦旗，或一点礼物表示心意，一般局限在社会上可接受的风俗习惯范畴内。当今的社会，这种感激已经完全变了味。红包成了医生正常收入以外发财致富的重要来源，甚至向患者索要红包，医生收红包已经成为医院里的一种“潜规则”。有中共媒体新华社报导为证，上海市卫生局统计2011年上海市458家公立医疗机构拒收“红包”555人次，上交金额619.74万元。【54】以前有多少或没上交的就不得而知了。
有记者对患者送红包作过一番调查研究，发现在省城部份大、中、小医院的病房，在手术患者中，大约70％的患者和家属都说曾给医生送过红包。红包的多少往往根据医院等级、手术大小、患者经济情况而综合决定。据医院知情者透露，一般小医院主刀大夫给300元，最多不超过500元，麻醉师的红包价是200元，手术助手也得给“意思意思”。大医院的红包价较高，一般主刀大夫是800到1000元，麻醉师、手术助手、术后监护室护士也要打点。但有的手术难度大、风险高，或患者家属很有经济实力，红包的价就抬高了。在一家省级大医院，记者听到了采访以来最高的红包价格——一位患者讲述，隔壁病房来省城为母亲做子宫切除手术的某县领导，给主刀大夫的红包是1万元，所有参与 治疗的医护人员多少不等都有份，光红包就送了5万元。【55】
见死而不救
中共口口声声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除了要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核心“优越性”以外，社会主义的其它“优越性”都可以免掉。九十年代的所谓医改就是中共把“公费医疗”这个“大包袱”扔给了百姓。
到了医院，医院和医生也认钱不认人，不交钱不治疗，甚至于见死而不救。
据2011年8月7日《楚天都市报》报导，刚满20岁的小曾是仙桃人，几个月前开始在首义园一家饭馆打工。5日晚洗盘子时，小曾右手的大拇指和无名指不慎被摔破的盘子割伤。由于伤口较深，血流不止，厨房一起工作的工友立即将他送往离饭馆一街之隔的武汉市第三医院。当他走出手术室时，听到现场有医护人员说：“要么交钱，要么拆线！”得知钱不够，小曾默默举起了石膏还未干透的右手，等着医生把石膏和线拆除。拆线的时候，没有用麻药，小曾疼得咬牙咧嘴，没有吱声。【56】
2004年8月的一天，广东省湛江市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伤者陈小强在被他人杀伤后送到该医院急诊室，陈当时告知护士，其被他人用刀刺伤，必须马上急救。但值班医务人员强调要去挂号、交钱才能抢救。医生在此过程中并未马上采取应急措施，而是让其伤口继续流血。从伤者23时38分送到医院急诊室，至次日凌晨0时45分死亡 ，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医生未对伤者进行抢救，最终导致了陈的死亡。【57】
这两则事件见报后，都引起过社会的巨大反响和对医德问题的讨论。不要以为是偶然个别现象，如果没有一定的普遍性，讨论会局限在对个人的谴责，而不会产生全社会对医德问题痛心疾首的共鸣了。只要网上搜索 一下“医院见死不救”的内容，相关的内容就有一箩筐，可见医院见死不救现象是多么的普遍。
何止如此，媒体披露出来还有更令人发指的医生为了赚钱而丧尽道德良知的事例。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的流浪汉“老大”被当地人形容为善良、好心。2009年的一天35岁的“老大”突然从邋遢变得光鲜，剃光了头发也刮干净了胡子。但没想到这竟然是死神降临的前兆，“好心人”带“老大”到医院去抽血做了配型。他再次出现，是大约一个星期之后，警察拿着一张照片在同心路上挨家挨户访问。照片上是一具尸体，脸严重浮肿变形，眼睛成了一条缝。居民们根据显眼的光头才认出是“老大”。“老大”的尸体在一个水库中被渔民无意间捞出，只剩一个空空的躯壳，全身可用的器官不知所终。据报导，广州的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有医生前往贵州，与当地器官贩子接触，摘取了流浪汉“老大”的器官。【58】
所以，人们在搜寻国人的道德良知时，怎能不长长的哀叹“白衣天使”今安在？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八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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