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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讯】在文友来件告知他拟定以《无耻的洋人 》为书名，“利用香港图书市场的自由空间，向读者揭示一批当代西方人的行径，或无耻吹拍中共专制政权的、或伪造身份欺骗中国 民众的，或与中共权贵进行利益交换的”后，我第一次写出总计约十五万六千字的中文 书稿。在我的第七本德文书问世后，我的第一本中文书却还不见踪影。幸好还有《新纪元》，因此我特意在书稿基础上提炼出精简版与读者分享。或许能促成《无耻的洋人》面世。
序言
“洋人”作为新词最迟一百年前就出现在中国，因为在一九零六年出版发行的小说 《恨海》中“洋人”就与“华人”并行使用，没有贬义，只是表明两者外表不同。
在英特耐特时代，出现了新词“五毛”，用以讽刺为蝇头小利向中共当局出卖良知的小人。其实当中国人学唱“英特耐雄纳尔”时，就出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五毛。他们为了卢布而投身共产国际并参与 其恐怖活动。
苏共 垮台后，中共继续为维持权力而为非作歹。在海外 各界奋起反抗共产暴政 的过程中，“五毛”与“五毛党”一起进入外语世界。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促使德国之声的“丹红门”曝光后，这两个中文词经我之口上了德国的《明镜》周刊。“洋五毛”作为新词也应运而生，因为五毛中有不少洋人。
中共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 为“革命导师”，靠以俄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的支持，颠覆中华民国后，强行赤化老百姓，用马恩列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我在大陆 上了十五年学，被共产党借学校强行灌输的都是违背史实的红色宣传，比如，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小学课本里就有“地主的斗血淋淋的口”等抹黑地主的“革命文学”。反传统 反道德的鲁迅则被毛泽东封为“新中国的圣人”，成为语文课本的重点。学生被迫背诵鲁迅的白话，接受他对中华五千年 文化的诬蔑。毛泽东死后，我才上初中，可英语课学的还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我上大学，入的是德语系，但即使是德语语法书，用的例句还是马列术语。好在无论共产党如何全面毁坏中华文化，监控大陆社会，生长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人还是传统文化 的活载体，他们的言传身教足以抵消共产党的那一套歪理邪说对我的毒害。即使我在学校学的是被中共改得面目全非的简化字，但吸引我的还是《西游记 》和《红楼梦 》，而不是毛选或鲁集。深得我心的是中华古文化，而非中共党文化 。
“六四 ”屠杀促使我在德国留学时开始了写作生涯。二零零二年，我从大陆回来后，才开始上网。从此我不得不开始研读与鲁迅、毛泽东和马克思相关的红色宣传或曰五毛文学，因为我想支持中华精英比如黄金秋和申有连对鲁迅和马克思的批判。他们都因此遭受中共迫害，先后落入红牢……但中共企图用鲁、毛、马割断中国文化的血脉，让中国人都沦为马列子孙还是徒劳的。身为海外华人，我乐于支持大陆同胞争取人权民主，抵制共产暴政 ；身为中华文人，我乐于促使华人从思想上摒弃马列，回归中华。而五毛却试图掩盖共产党是个马列政党，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无关，是祸国殃民的邪党等等真相。
“无耻的洋人”专指为共产党混淆视听，欺骗世人的西方人。他们有的是共产国际间谍比如史沫特莱；有的是见利忘义的洋毛分子比如斯诺；有的是投机商比如库恩；有的与鲁迅气味相投比如顾彬。无论他们区别多大，共同点是都在为共产党涂脂抹粉，评功摆好，虽然他们的智商不低，足以获知共产党在世界各国造成的祸害与各个时期犯下的罪行。
汉字虽然遭到以鲁迅为首的五四狂人诋毁，中共破坏，但在海外让无数洋人惊叹万分。而我也是到了海外才学会读正体字，获知汉字是中华文华的根。汉字的全息性举世无双。我在海外的时间越长，越了解中华文化，越不能容忍一个马列政党一边剥夺 大陆同胞的人权，糟蹋祖国的山河，一边强行代表中国和中国人。身为文人，我只能奋笔疾书，把我在自由世界获知的各种真相输入电脑，比如共产国际如何派间谍潜入中华民国，伙同以鲁迅为首的文痞，滥用民国的自由误导爱国学 生，把各个民族与共产国际的矛盾，转化为中国与日本的矛盾，挑起中日战争，然后趁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扩张势力，最后在大陆颠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共产党靠间谍、宣传和武力在中国大陆篡夺政权后，如何祸国殃民，在《无耻的洋人》中也有披露，但它的重点是以洋五毛为主线展示共产党颠覆民国，祸乱中华的史实和不同时期产生的五毛言论及其文学。
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间谍
中共官方称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上个世纪史沫特莱与斯诺和斯特朗一样上了红色邮票，还有大陆作者把史沫特莱与王炳南的德国妻子王安娜一起视为宋庆龄的洋秘书加以美化；这个世纪，史沫特莱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红色宣传片的配角，不仅当选中共的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且还名列自称凤凰的中共海外电视台宣传的十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
这十人除史沫特莱、斯诺和斯特朗外，还有俄国人鲍罗廷、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华、美国人马海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人爱泼斯坦和德国人李德。但无论他们来自哪国，以什么为业，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操控，为共产党篡夺中国政权出过力，是共产党的走卒，而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中国人都遭受赤祸 ，即使身为共产党的功臣在红色中国也无不饱尝苦头，唯毛泽东例外。
在共产党的外国走卒中，史沫特莱尤其无耻。即使是凤凰台播出的红色宣传片也不得不承认 ，史沫特莱违背常理，在被强奸后，居然公开宣称她因此有了“性的觉醒和满足”。就是说，史沫特莱看上去缺乏羞耻心，甚至乐于被虐待。她投入共产国际的怀抱不奇怪，因为共产党是恐怖组织，需要虐待的对象。
通过以史沫特莱可以了解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非法活动和相关人员。
与宋庆龄同行
史沫特莱（一八九 二－一九五零）出身贫穷，父亲是矿工，母亲早逝，姨妈是妓女；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 ）的父亲是暴发户，母亲是大家闺秀，家境富裕。表面上，她们的区别很大，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都属反传统反道德的红色女性。
史沫特莱自己的婚姻破裂后，到纽约结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成为其情人。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没有因为新欢而抛弃老妻。史沫特莱与宋庆龄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与此同时，她们也都是红色恐怖主义的帮凶。
从牛兰到左尔格
最迟在一九二三年就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一直在“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共产国际于一九二八年春派以化名牛兰著称的红色间谍到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亚洲各国共党从牛兰的合法公司暗中得到共产国际的经费。据杨奎松的相关论文透露，在一九三零年八月至下一年五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二点五万美元。
从一九二九年二月起，共产国际的远东局就从海参崴移到上海。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主要秘密设在上海，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才被迫迁往共产党割据的江西瑞金。
史沫特莱被派到中国后，以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定居。凤凰台说史沫特莱在上海的七年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宋庆龄的得力助手，还对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提供帮助，也提到左尔格是史沫特莱的情夫，但没有提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操纵，在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
一九二七年，在南昌搞暴动失败的周恩来奉命于十一月潜伏上海，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一九二八年，周恩来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并化名伍豪从事非法活动，包括搞暗杀、安排共党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军 各部门等。史沫特莱和周恩来都与一九三零年一月被派到上海的共产国际间谍左尔格有密切合作。
左尔格（一八九五－一九四四）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的祖伯父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组建第一共产国际。他自己则投身第三国际，于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共。一九二四年，左尔格投奔莫斯科后又加入苏共。一九二九年他就开始以德国记者身份在中国为莫斯科效劳。
美国独立中文媒体《黄花岗》季刊第二十二期发表曹维录的研究成果《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 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用确凿地史料论证，以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阻止了日本对苏作战，为保卫苏联和挽救中共挑起了日本与中华民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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