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血腥暴力夺取政权，毫无合法性可言，在建政之初，民心不服，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遭遇到连续的、相当激烈的反抗。中共对于这些反抗的全面镇压，始于朝鲜战争 的爆发。在“镇反”运动中，中共荒唐地制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各地掀起腥风血雨，中共1952年底公布，有240余万人被其屠杀，而有文章 称，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500万人以上。这场屠杀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对中共的残暴统治噤若寒蝉，对共产党的恐惧深深植入到骨子里。
中共政权不稳 杀人立威
据大陆 史学家杨奎松《“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中共大规模“镇反”的直接诱因。
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稳，民心不服，各地爆发的反抗相当激烈。中共对此没有力量全面扑灭，1950年6月，毛还对中共党内说不可以四面出击。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军队的失利，中共准备出兵，毛认为机会来了，他把朝鲜战争当作彻底清除大陆与中共相敌对势力的“千载一时之机”。就在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的两天之后，毛在10月10日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决定在中国 大陆全面部署大规模的“镇反”运动。
中共在出兵朝鲜的同时，要在国内杀人立威。
中共“镇反”场面。（网络图片）
中共“镇反”场面。（网络图片）
中共伪装宽大 请君入瓮
朝鲜战争的爆发只是中共大规模杀人的藉口，它早在1950年初，就在很多地方开始布置。中共在刚刚进城夺权之时，没有力量全面应付激烈的反抗，于是它最初的做法是“伪装宽大，请君入瓮”。
夺取政权之前，中共的领导人讲过三句话，“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
中共在1949年 过长江以前，曾经公布过战犯名单，这份名单后来越来越长，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里面比较高一点的领导干部，全部上了中共的战犯名单，成为其要追索的对象。
不但中共中央发了这样的名单，各省还有各省的战犯名单，往下还有县的战犯名单。县的战犯名单发出来以后，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上了名单的，成了中共要追捕的最重要和它认为最危险的对象；第二就是它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不在名单上就没有问题 ，共产党不会清算你，起到了一种麻痹的作用。
1950年2月10日， 曾任国民党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39集团军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特委会主任的王陵基乘船去重庆途中至江安被中共抓获。（网络图片）
王陵基，曾任国民党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39集团军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特委会主任。中共攻占成都时，王带随从20余人逃离成都，只身逃至宜宾，1950年2月10日， 王乘船去重庆途中至江安被中共抓获。图为川西日报1950年2月11日刊登王陵基被捕消息。（网络图片）
中共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个步骤就是“伪装宽大，请君入瓮。”那么在公布战犯名单之后，很多人就产生了很多错觉，以为不在名单上面，就不是中共要追捕的对象，所以不用担心。实际上，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到各个地方接收县城的阻力，安抚人心，就是欺骗这些人上当。
一旦中共进城掌握政权之后，它就叫这些原国民政府的军公教人员写交代材料，交待历史 ，老老实实交代，过去参加没参加过国民党，参加没参加过其他政治组织，这些组织跟共产党是什么 关系，对共产党是什么态度、什么立场，清清楚楚交待。
大部份的公教人员，都是本分的老实人，特别是中下阶公教人员，他们非常合作，老老实实写材料，而且很多人当时为了争取中共的认可，写的非常详细，结果没想到这是中共请君入瓮的手法。
所有与中共调子不同的人 均在打击之列
中共“请君入瓮”的事情准备的差不多了之后，紧跟着就是法律条例的提出。
1950年7月26日，中共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中共推出这个指示以后，各省、县、市制定了许多相应的东西，其中有两个就是“特务份子登记自新办法”和“党团份子登记自新办法”。
所谓“党团分子”，里面大有文章，意指中共组织之外的一切的党派组织，凡是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或者其他的，一律都叫做反动党团，这些全部都要来登记。
中共对权力非常敏感，任何与中共不在一条轨道上面、不同调的人，都会受到怀疑 ，而且中共的疑心非常之重，非常之强，强到最后不把人打下去、抓起来或者杀掉，中共就不会放心。
中共“镇反”场面。（网络图片）
中共“镇反”场面。（网络图片）
所以对于党、政、军、宪、特全部在打击之列，具体作法就是所谓的登记自新，中共公布这些办法，就是让人自己对号入座，共产党让人自投罗网，让人自己来登记。
中共推出“惩治反革命条例” 沿用几十年 杀人无数
中国共产党在进城之后，为了要巩固它的统治，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一步步推出法律 、指示之后，在1951年2月份，它正式提出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个条例一用用了四、五十年，杀人无数。
中共“镇反”场面。（网络图片）
这个“惩治反革命条例”文字不多，有十来条，几百个字，可是它的网眼非常密，密到只要反对中共主要政策的、批评领导的、讲这讲那闲言闲语的，都有可能拉去或者杀或者关或者管。这个东西推出来之后，其实就补充前面这些东西，所以看起来好像杀人就有了这么一个依据了。
具体执行人为迎合中共 加重迫害
更可怕的是为讨好、迎合中共，有些中共的官员将本来就非常严酷的条例推行到极端。当时司法部长史良，是一位女性，原是民主党派人士。
史良在“惩治反革命条例”出来之后又补充了几句话。中共在夺权进城之前说过：“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
史良对这三句话做了从新诠释，她说：“第一，我们要注意，首恶可能不只一个人，所以大家注意不要让其他首恶跑掉了，抓了一个漏了很多。第二，次恶我们也不能不问，次恶如果情节重大，我们也一定要办理。”所以这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第一句话。第二对协从犯不能宽大无边，宽大无边是错的，那第二句话又被推翻掉了。
中共原先定的打击面已经很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网眼已经非常密了，被史良再从严解释之后，这些人基本上无路可走。
她还补充说，在惩治反革命问题上，没有什么预谋、已遂、未遂之分，任何人凡是有犯意的，都可以判断成有问题的，都可以抓过来。这样，所谓的反革命、不反革命跟行为无关，而跟意图有关，人的意图不一定会表露出来，而只要中共判断你有这个意图，就可以去打你，这就非常可怕了。
国军成为中共打击的重点
国民党、国军和原国民政府的警察都成为中共的打击对象，而军队尤其是重点。
国民政府的军队在中共看起来大概残余的部队有三种力量。第一种，就是在外面还可以自由活动，甚至可以占据山头进行武装抵抗的原来国民党残余部队；第二种是投降部队，巳经举枪投降，放下枪举手投降收编过来的投降部队；第三种是背叛国民政府，投靠中共的部队。
表面看，中共把原来的国军分成三类，对这三类看起来处理不同，其实后来处理手法都非常相近。因为中共怀疑一切 ，这些人中共不会相信。共产党对权力是非常敏感，它对人的怀疑度是非常高的，任何人只要不完全跟它保持一致，它就怀疑，共产党在这方面格外过分。
对这三支部队不管是残余的、投降的、甚至背叛国民政府的，它都要想办法处理。第一种处理手法就是在朝鲜战争中把它消耗掉，就是把这些人推上朝鲜战场当炮灰打掉。所以在当时韩战打完之后，美军抓了很多俘虏，当时抓了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里面美军做了各别调查，问他们选择 到哪里去，中间有一万四千人选择到台湾，或到其它地方去，不愿回大陆。其他回到大陆的下场通常非常悲惨，被杀、被关、被管而且后来家人都受到非常严重的连累。
中共制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1951年1月，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共党魁毛泽东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等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要求“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中共还荒唐地制定杀人指标。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 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3 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
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毛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朱自清之子死于中共“镇反”运动
中共在镇反中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冤假错案，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朱迈先是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先生的长子，朱迈先也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但他没有沿着文学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受中共虚假理论蛊惑，加入了中共。
抗战期间，朱迈先受中共指派加入国民党军队，参加了桂南会战等。国共内战期间，他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背叛国民政府成功，之后在一所中学任教。然而，朱迈先对中共的卖身投靠，并没有得到好结果。中共掀起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波及到朱迈先。1951年11月，朱迈先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33岁，身后留下了三个幼小的孩子。
受中共蛊惑背叛国军的军人 大量被杀
事实上，在当年那场运动中，类似朱迈先被冤死的人并非少数，不仅大批国民党投靠过来的人员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那些曾接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比如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 “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再如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那些受中共蛊惑而背叛国军投入中共军队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 、管制的就有二点二万人，而他们中一大批曾参与 了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
镇反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强了中共的极权统治，也使中国人在经历了土改和镇反运动后，开始对中共的统治噤若寒蝉。
镇反意欲掩埋 一个血写的真相
中共发动“镇反”运动，其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掩盖历史真相 ，让能够记载历史真相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1946年，李本一任师长的白崇禧桂系钢军连续发动泗县战役、两淮战役，击败数倍于己的陈毅粟裕共军，陈粟共军逃到山东。中共窃国后，毛泽东亲自批准，杀害北伐抗日英雄、宁死不屈的钢7军军长李本一中将。
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卖国表现以及在三年内战中的卑鄙无耻，国民党军队是直接的见证人。
而中共的镇反运动，目的就是大肆屠杀国民党抗日军官。中共知道，留着这些民族精英，就等于留着抗日战争的真相和国共内战的真相。不仅毛泽东标榜的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最终会毁于这些民族精英之口，毛泽东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军的飞机加大炮”的说法也就成为了谁也不相信的胡吹。
历史是由懂得书写的人写的，没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不可能书写历史，国民党的军官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学问，这些有点儿学问的人之中，肯定会有人写出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真相，成为中共屠杀的对象。
中共杀人立威 百姓噤若寒蝉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 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 、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 也说：“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表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 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就乱套了。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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