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 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 过去皇朝时代，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
1949年 以前，知识分子们反对国民党，也是因为他们对正义 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这些人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49年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
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 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 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 ，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 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改变眼睛向上，然后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 。当前我们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 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 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编辑注】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 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退休研究员。资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 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20世纪 50、60年代，资中筠先生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 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
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来源： 看中国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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