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以前的兼职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 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 时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形的：“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 ，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一九八四 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 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 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 学家都已予以肯定。然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 院一九八九 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些党史专著也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不愿深入探讨。
在过去的一贯宣传中，说是三年以及苏联向中国逼债，导致了大饥荒，然而，即使是党内的一些人，都坦白这根本不是事实的真相。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 表》（注：一九三九年，陈高佣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于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于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
大饥荒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吗？
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1958到1960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1963年1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 国家。”（《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大饥荒——人祸！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而且，由于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
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 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到中央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 ，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在有些地方，农民被吊起来，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59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断粮的农民数千万地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树皮被剥光吃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各地农村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1959年 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地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196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 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
来源： 西安食神会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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