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分配改革方案历时十年未出，已经陷入僵局。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共的分配制度在扩大贫富差距。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警戒线，但更多机构认为，实际情况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收入改革方案历时十年仍未出
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日益突出，各界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强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中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中共国务院，但均未通过。
从2004年中共国家发改委开始起草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算起，中国国民收入改革历时已近十年了，仍然没有详细的内容问世。而日前，由中共人社部制定的相关配套方案又上报中共国务院，
据悉，在制定、修改方案过程中，涉及到国企高管特别是央企高管的限薪问题，中共的人社部与国资委、央企之间的分歧很大，尤其是部份央企的反对给人社部形成较大压力；与此同时，涉及到保障低收入职工利益，官方称难度也很大。
厉以宁：第一次分配就不公平
过去十年间，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动作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去年中国有26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标准最高的是上海，也只有1620元。在社保领域专家看来，如果未来 仅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调节收入分配，很难扭转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
中国社科院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20％的高收入群体与20％的低收入群体相比，收入差距已经高达20倍。而中共国家统计局对2013年基尼系数给出的数据是0.473，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极为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4。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今年中共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个大难题。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分配主要是第一次分配就不公平，再怎么第二次分配都不管用。
厉以宁举例称，农民得有产权，没有产权土地被占、房子被拆掉，这些都影响了收入。第二，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和卖方是不一样的，是不公平的。还有就是教育，教育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
他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的基础进行的，中国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而西方国家施行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即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时，二次分配时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措施把差距缩小。
在中共两会期间，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了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初次分配起点不公，再分配事倍功半。
惹争议的基尼系数 利益集团阻碍改革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它是个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时，被认为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0.4一般被国际公认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不少学者质疑这些数据，认为实际的收入差距要比数据显示的大得多。
多家机构测算的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501。王小鲁认为，考虑到更加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中国基尼系数应该更高。而中共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481。
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还要从根源上下手，中国的多位经济学者在谈到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共的体制和利益集团，连中共总理李克强也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王小鲁表示，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面非常广，是体制性问题的综合反映。这些方面的体制问题如果不解决，谈收入分配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
胎死腹中的《工资条例》是一个例证。《工资条例》由中共国务院牵头，中共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中国总工会等部门具体参与 起草。《工资条例》从2007年就开始酝酿，经过多次调研，众多专家参与起草、修改后形成草案。但由于涉及各方利益，最终没有出台。
1996年，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现在群众对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有意见，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
到现在18年过去了，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在扩大，这从最近陆续公布的上市年报就可以看出，从一个侧面说明，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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