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6月24日表示，中国经济到了今天这个困境完全是由中共当局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市场经济造成的，而中共“调结构、扩内需”的构想在事实上最后被“保增长”所取代，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
郎咸平24日在商业见地网发表了《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今天的经济困局？》一文，郎咸平在文章中分析了造成今天中国经济乱象的原因，并谈到现在依靠“政策市”的股市来振兴实体经济是非常可笑的逻辑，用股市促经济，只会加剧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让经济更难转型。
郎咸平认为中国目前经济的困境是因为中共当局不愿意退出经济领域，而是围绕“保增长”的目标挥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根“大棒”，在经济偏热的时候马上“踩刹车”，在经济遇冷时立即“踩油门”，这种反覆摇摆的非常态化管理方式，是对经济周期的人为破坏，不仅造成市场紊乱，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更是一种灾难。
郎咸平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糟糕的结果，原因就是中共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市场经济。郎咸平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的现象称之为“政府行为公司化”。而这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化、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经济行为短期化的严重后果。
郎咸平：《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今天的经济困局？》（有删减）
过去一周，上证指数从5166.35跌到4478.36，相信很多股民朋友都经历了一个非常惨痛的过程。在早前的博客里，我三番四次地强调，资本市场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在自身转型的过程里通过最优配置资源来助力经济转型。但是，很遗憾的，我发现有些人把我们的“政策市”，当作了代替房地产的“稳增长”工具，认为它会一直曲线上涨，并以一己之力振兴实体经济。这是非常可笑的逻辑，用股市促经济，只会加剧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让经济更难转型。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金融业的转型问题，我在2015年推出的全新作品《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大部分思路和政府公布的多项改革不谋而合。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
过去十多年，政府每年几乎都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但结果却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将本应给市场放权让利的改革，逆转为形形色色的扩权争利。“调结构、扩内需”在事实上被“保增长”取代，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经济改革错失了最佳时机。
这种以技术层面的调控代替实质性改革的做法，在政府层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并没有以“壮士断臂”的魄力去推动像发改委等这样的强势部门向市场简政放权。本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起点较低，再加上人口、资源、环境等红利，使得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后发优势。因此，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区域经济，只要政府向市场放权，只要中央向地方放权，经济便会马上出现活力。国企改革，沿海和江浙地区崛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都是如此。但接下来由于路径依赖，政府既不推动剩下的比较困难的改革，更不愿意退出经济领域，而是围绕“保增长”的目标，挥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根“大棒”，在经济偏热的时候马上“踩刹车”，在经济遇冷时立即“踩油门”，这种反覆摇摆的非常态化管理方式，是对经济周期的人为破坏，不仅造成市场紊乱，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更是一种灾难。在权力运行不规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政府“看得见的手”束缚的情况下，频繁调控的结果就是财富快速向国有企业集中，权力再次向政府集中，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固化，成为今天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就是无视或者回避中国经济真问题的结果。
之所以出现这种糟糕的结果，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市场经济，而且还发明一个口号，叫作“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模式。我告诉各位，在一个土地、资本（金融）、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基本上由政府垄断的市场，调控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越调越乱，而且微观也搞不活。即便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措施也不见得有多大作用。所以我说，政府是在用调控来代替真改革，其根本原因是不愿意退出市场，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寻租的机会。
如果用“调控”解决不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衰退问题，为了“保增长”，政府还有一个更懒惰的办法，那就是干脆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各类国有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或者大型项目，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我们的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之后，政府投资压倒了民众消费，而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大量流向房地产，资产泡沫膨胀。这就是政府用投资代替改革造成的恶果。
我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的现象，称之为“政府行为公司化”。本来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市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我们的政府，由于“政府办市场”思维惯性的依赖，却采取了相反的路径，例如用调控和投资代替改革。我只能无话可说。
各位晓得“政府行为公司化”有什么严重后果吗？这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化、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经济行为短期化的严重后果。可以说“政府行为公司化”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
由于“政府行为公司化”，决定中国经济命脉的土地、金融、资源、能源、交通等行业，全部由国有企业垄断。结果如何呢？这些要素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各位知道后果了吧？我想这也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重要原因吧。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管制过多，很多本应服务于经济的政府部门，则以加强监管的名义扩权，以增加审批的方式设租寻租，出现了所谓的“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这个时候，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就会停滞，经济的活力就会受到抑制。
改革停滞后，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行为短期化”呢？这是由我们官员的考核方式和任期制度造成的。我们知道，无论哪个层级的地方官员，任期一般都是五年，而五年后对官员的升迁考核主要依据是，其在当地主政期间的GDP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的选择不会是简政放权、调整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革，因为这些改革难度大、周期长、见效慢。相反，集中手中权力和资源，上一些短期内容易出政绩的“大项目”则相对容易得多，比如，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等产能过剩的“三高”项目，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铁公基”项目等。结果就是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好了，各位，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这一旧制度的存在，政府只能用调控、投资这两种手段代替改革，以应付经济上遇到的困局。说实话，也没有其他办法。这两种代替改革的手段反过来又固化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如此循环反覆，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困局。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毅
本文标签：中共, 中国经济, 公司, 大纪元, 改革, 政府, 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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