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泽民掌权时期，亚洲巨富李嘉诚在中国大陆市场发了大财。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李嘉诚不断抛售大陆资产，此举引起大陆官方的批评。中共喉舌日前刊发文章，指责他在大陆受官方提携成为亚洲首富，而在中国经济低迷时刻却不顾道义撤资，劝他不要过河拆迁。同时文章也揭露了香港回归后江泽民的治港政策造成如今香港的畸形社会结构和种种弊端。如此直接否定中共前任党魁的政策，在官媒中实属罕见。
中共喉舌发急：别让李嘉诚跑了
9月12日，中共新华社旗下的了望智库发表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罗天昊。文章说，前几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文章批评李嘉诚当年在大陆靠中共当权者的扶助获得巨额财富，而他的长和系在大陆经济正处敏感时刻却持续撤资，是过桥抽板，不应该一走了之：原本商业市场的本质是“逐利”，想去哪里就是哪里。但李嘉诚最近20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因为在中国，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所以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文章直言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要发家全靠权力关系：“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截至9月12日晚，刊登在了望智库的上述文章已被删除。9月13日，新浪财经刊载罗天昊的全文。该文还被国内多家网站转载。
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被武力镇压后，当时外资企业大举撤资中国，李嘉诚反而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成为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最大投资者。江泽民当政时期，李嘉诚家族在大陆的生意一直红火。胡锦涛上台后江泽民垂帘听政，李家在大陆的商业也未受到影响，但习近平在十八大任职刚过半年之际，李嘉诚就开始抛售内地项目。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自2011年以来，李嘉诚抛售大陆资产的行动从未停止。与抛售大陆资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嘉诚旗下公司已三年没有在大陆拿地，长江集团自2012年起也没有再买入香港的土地。此外，李嘉诚还出售了部分港口和香港的零售资产。
“招安精英”造就了一批李嘉诚
李嘉诚12岁从广东随全家逃难到香港，白手起家创业。2015年3月他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排名第17，坐拥资产333亿美元。
他是如何从一个商人暴发成香港首富，而香港“回归”后，又是如何冒出来一批李嘉诚式的豪族呢。罗天昊在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中共在香港回归后实行“诏安精英”的治港政策的结果。
文章分析说，在英治时代，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确定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李嘉诚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1980年收购英资第二大银行和记黄埔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文章说，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 还有“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治港政策造成畸形社会
文章分析指出，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极端贫富分化，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文章把香港的治理和新加坡及日本的发展做了对比，指出和后者相比，香港在回归后其实是在后退：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制造业衰亡，中产阶级缩水造成社会失衡。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正是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这一结论明显把香港经济文化倒退的责任推到了当年主管香港政策的江泽民身上。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之前，北京主管香港事务的部门直接掌控在江泽民手中。江的政治大管家曾庆红早期就开始主管港澳事务。2003年，曾庆红爬上中共国家副主席高位，同年兼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主管港澳工作。曾庆红开始以其特有的黑白两道混合手段直接对付香港民主派。曾庆红之弟曾庆淮以中共文化部特派员身分进驻香港，成为香港文化圈幕后的“大哥大”。
北京治港政策大转向
文章最后部分对改变香港目前低迷状态提出建议：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
作者总结说，北京方面需要对香港采取的新政策，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不过文章也承认李嘉诚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是稳定香港的基石，绝对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所以对李嘉诚家族提出建议：可撤资，但不要全撤资，要在大陆以投资回报社会和穷人，要多做慈善积累好名声，要在香港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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