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习近平当局印发了一个与“纪律处分”相关的《条例》。这个《条例》的内容对各级中共官员的限制前所未有地严厉，所以对官场的震动很大。
习近平上台后，以反腐“打虎”名义已拿下逾百个中共党政军高官，还打掉江系的“团团伙伙”，如“新四人帮”、“政法帮”、“西山会”及军中的“瓦房店帮”等等。这些落马贪官绝大多数属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益圈的核心人马。
现在习把之前“新四人帮”的部分政变行为，已经重庆事件发生以来各级官员的行为都写入了《条例》。如：《条例》新增“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等。
江泽民被指是中共官员腐败的总教练，江不仅自己“闷声发大财”，还纵容中共各级官员贪腐，导致腐败横行，中国社会物欲横流。
这个系列会以三篇文章，全面曝光这个《条例》的由来和对官场的震慑力。
习近平当局颁布《条例》
10月1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个与“廉洁自律”相关的准则（简称《准则》）和一个与“纪律处分”相关的条例被审议通过。
10月21日，中共发布重修的《条例》，把现行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6类，明确那些事不能干，如果干了会受到什么处分，给出了具体处理办法。
处分分为五类：“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被处分后仕途如何？《条例》说了，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一年内不得提升职务。
《新京报》引述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的话说，旧条例“最大的问题是纪法不分”，新版补充“十八大”以来新发现的问题。
《条例》第四十六条新增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说法。
对此，在10月25日，大陆新京报时政公号“政事儿”发表题为《哪些省部级官员胆大“妄议中央”？》的文章称，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郭伯雄儿子郭正钢、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云南原副省长沈培平等5名省部级、军级官员“妄议中央”的言论。
10月16日，中纪委通报周本顺的立案调查结果，周存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10月19日上午，河北省委先后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全省官员会议。该会议称，“坚决与周本顺划清界线、肃清其恶劣影响”。其中就提到“决不能妄议中央、拉拉扯扯”等等。
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的文章称，周本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被抓，是由于周串联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江派大员曾庆红，炮制了一份《河北政情通报》，企图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以这份“政治核弹”向习近平、王岐山发难。
这份绝密报告内容包括：习、王反腐“已经走上邪路”，变成了二次文革；反腐导致河北省经济严重下滑等等。他们把所有责任和问题全部归咎于中共中央，推到了习、王反腐的头上。但这份纲领性文字提前外泄。随后习近平立即反击，将周本顺抛出。
此外的报导说，薄熙来和周永康非但议论当局的大政策，甚至准备另搞一套。
港媒2014年的文章《中共向结党营私宣战——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提到，周永康曾在重庆与现已在秦城监狱服刑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薄熙来有过一次密谈。据称，谈话主要内容是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俩人甚至认为，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需要调整。薄熙来说，这个问题他已思考了很久，还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句话相回应。另有细节透露，薄在与周的密谈中，多次漫骂和攻击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薄两人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一拍即合，表示要“大干一场”。
周永康回京后对身边的“铁杆们”说：“我们要干成‘大事’，像薄这样的人应该利用，他可以帮我们冲一冲。”
海外中文媒体报导称，周永康和薄熙来在北京、重庆和成都其实进行了五次会面，策划薄熙来在“十八大”晋升政法委书记，并在上位两年内强迫习近平下台。
除此之外，原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也曾“妄议中央”。
据港媒《动向》去年4月号报导，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京聚餐吃烤鸭时高声骂道：“反腐不能没有界线，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无时间、无止境，反腐路走下去，这类提法很危险，是头脑发高烧。”
另一个对反腐“妄议”的高官之子郭正钢已经被抓。
据披露，郭正钢曾对习近平的大力反腐不以为然，曾在私下表示：“反腐，搞一搞，意思意思就得了。”
去年10月11日落马的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在中纪委通报其问题时称，赵少麟有“公开散布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违背的言论”等问题。
据陆媒报导，曾在江苏省委工作并与赵少麟有过多次接触的一名江苏省委退休高官透露，赵少麟在南京担任市委副书记时，分管农业。赵少麟曾对他说“像农委这种单位没有权，也没有利，大事定不下来，小事也办不了，就该撤销”。赵的这种言论令其震惊。
赵少麟在江泽民的铁杆亲信回良玉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升任江苏省委常委，并兼任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习、王打掉了江泽民集团搞的“团团伙伙”
《条例》第五十二条提到“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必被严惩。
《新京报》报导称，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中，其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利益勾连，形成“帮派”、“团伙”。如“秘书帮”、“石油系”等。
习王上台后，打掉了江泽民集团的“新四人帮”、“四川帮”、“秘书帮”、“石油帮”、“政法帮”、“天津帮”、“吉林帮”及军内“瓦房店帮”等等。
*军方背景杂志披露“新四人帮”与江泽民关系
今年9月1日，有军方背景的香港《环球新闻时讯》杂志报导了题为“党政军老虎扎堆 源头难辞其咎”的文章称，凡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新一届中共高层掀起的反腐风暴，对中共党政军来说，如同当年打倒“四人帮”一样。
文章说，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心知肚明，“新四人帮”其实依附着一个共同的“老板”，这个“老板”是谁呢？从人的角度来看，谁掌握最终的人事大权，包容他们的毛病，不断提拔他们的人就是他们的老板。周永康的几个关键性的提拔，都有一个退而不休又掌握大权的人的影子在背后。
而徐才厚、郭伯雄的提拔，更是那个退而不休的影子在军队代理人的角色被任用的；令计划其弟令完成（王成）也是通过令计划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勾连关系，显然也维系在“老板”或者“老板”代理人的权力周围。
文章说，“老板”是谁？江泽民是也。“老板”会不会被揪出？人民群众拭目以待！
文章还称，“闷声发大财”的最高指示便是江泽民时期中共党政军与国企腐败丛滋生的温床。
*依附在周永康身上的各大派系覆灭
2014年12月27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称周永康案涉“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无论是石油帮，还是周手下的秘书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攻守联盟。在政治上，完全以派系来定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自2012年12月李春城落马后，四川政界、商界持续“地震”。大陆媒体报导，2013年期间，四川政商界陆续有超过20人被调查、免职，或者多日未出现，被传接受调查。这也标志着周永康“四川帮”的崩塌。
2014年7月2日，中共政法委办公室前副主任余刚被“双开”及中共公安部警卫局前正师职参谋谈红被开除“党籍”。余刚曾是中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工作人员。在2000年前后，余刚与局级的冀文林一道，担任时任中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周永康的处级秘书，周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继续担任其秘书。
有媒体报导，余刚是周永康最后一任秘书，也被外界称为周永康的“大秘”，深受周永康的信任。随着周永康的多名大秘冀文林、郭永祥、李华林、李崇禧等被抓，周永康的“秘书帮”坍塌。
中国石油系统向来是周永康“势力范围”，随着以蒋洁敏为代表的其亲信、秘书统统被查，也意味着“石油帮”的说法被终结。
周永康任中共政法委书记期间，政法系统对中共财政、军事和外交上形成三位一体的控制，政法委把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成为中共的第二个权力中心。
随着周永康在政法系统的头号马仔、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于2013底落马及中共公安部警卫局前正师职参谋谈红被抓、公安部多名副部长被调走、最高法院前副院长奚晓明被抓，显示周永康的“政法帮”也已经倒下。
有北京消息人士曾透露，原政法委某个高官最近向高层递交报告称，仅“十八大”后的3个多月里，各级政法委官员被双规、逮捕人数达453人，其中公安局系统 392人，检察院系统19人，法院系统27人，司法厅（局）5人，非公、检、法、司系统的有10人。另外，还有12名政法高官自杀身亡。
*“天津帮”漏网之鱼武长顺被抓
2006年，几乎与上海社保案同步，天津政坛一度发生“坍塌”。2006年6月，时任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宝金被“双规”；次年6月3日，时任天津市政协主席、原政法委书记宋平顺“自杀”；2008年1月10日，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病亡。
这场“地震”中漏网的原天津市公安局长、市政协副主席武长顺最终在习近平当局强力反腐下落马，宣告了“天津帮”彻底倒台。
“（天津）有个武爷，天津的停车场都成他们家的了，无法无天……‘十八大’后还这么疯狂，前所未闻。”这是习近平在中纪委一次会议上谈及武长顺案时所说的话。
据多名当地政法界人士透露，仅天津市公安系统给武长顺行贿者就有23名；武长顺贪污4亿多元，卖官收入8,400万元，行贿1,000多万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收受礼金33万元，违反财经纪律涉及金额15亿元，其中4亿元为违规发放。同时，武长顺的家人名下有70余家企业，参与及有连带关系的公司40余家。
此外，武长顺还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长期与多名女性通奸，其中四名公安系统的女性为其生育非婚生子女。
武长顺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在天津公安系统任职44年，其中担任过11年的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公安交管局局长和11年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有报导称，武长顺还是引发1999年“4．25”法轮功大上访事件的具体构陷操作人。
*“吉林帮”核心要员苏荣落马
吉林省被指是中共江派的一大窝点，因江泽民在长春一汽工作过，对吉林“有感情”，“吉林帮”人马不断被提拔，如吉林帮帮主张德江、吉林帮要员回良玉、王刚、杜青林、苏荣都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
吉林省先后被“吉林帮”要员张德江、王云坤、王岷、王儒林所掌控。但习近平开始打破这个控制。
2014年8月底与9月初，习近平的亲信巴音朝鲁取代了王儒林职位，出任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今年1月24日称，“当太平官、做老好人将面临问责”。2014年9月3日，王儒林被调任山西第3天后，吉林省7名官员被查。
2014年6月14日，中共政协副主席苏荣落马。苏荣曾是中共“吉林帮”核心成员之一。
2015年1月，吉林省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蓝军、现年50岁的中共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副局长孙鸿志（原吉林省松原市长）先后落马。
港媒《动向》2015年2月号引用消息称：现任全国人大农委副主任的王云坤因曾给张德江做吉林搭档，今在全国人大很有影响，也是提拔孙鸿志的重要推手。一个地方市长平调进国家部委确实少见，而孙则是在松原市长任上调至国家工商总局任广告监督司司长的，两年后升任总局副局长。北京高层官员称“张德江带起来的吉林帮有声有色”，而孙的落马很可能是习王要清理“吉林帮”的信号。
*军内“瓦房店帮”的瓦解
自习近平、王岐山等人上台以来，中共军方已有40多名军级以上将领落马，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
中共军权此前一直被江泽民集团把控。江泽民利用亲信郭伯雄、徐才厚，在军中架空了胡锦涛的权力。这期间，军内腐败、买官卖官猖獗，徐才厚等又趁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如“瓦房店帮”等。
在于永波退下后，徐才厚成为了军内“瓦房店帮”帮主。在徐提携下，产生了30多名原籍是瓦房店的将军，形成了一个“瓦房店帮”。
港媒曾评论称，徐才厚对瓦房店籍的军官往往都是另眼相待，极力拉拢，而投靠“瓦房店帮”的军官存在一致的政治目标。谁进了“瓦房店帮”，也就坐上了升官晋级的直梯。“瓦房店帮”权力膨胀的速度令人吃惊，很多人占据了关键的高级职务。
同时，徐才厚在中共军委任职期间提拔了一批“东北军”军官，一度令“东北军”在正大军区级上将中占据10席。
随着徐才厚的落马，标志着中共军内以徐为首的“东北军”、“瓦房店系”开始瓦解。
*军内“河南帮”谷俊山落马
除了徐才厚的瓦房店派系之外，中共军队中还有一个“河南帮”，现任总政副主任的贾廷安是河南帮的核心人物之一。
港媒称，中共军内两名落马中将王守业、谷俊山都是河南籍，也都属于军队的“河南帮”。这个团伙的头目还包括上几届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还包括总政治部副主任、原江泽民办公室主任贾廷安。
王守业和谷俊山在军队当年仕途一帆风顺，如谷俊山死抱徐才厚大腿，甚至攀上另一名原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这两人都依靠巴结军队“河南帮”大佬而上位。
（未完待续）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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