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郭惠综述）说中共的党组织是依附在企业、机构上的画皮，主要原因是这个党组织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握有控制权，指挥着中国人辛勤劳动，表面上看着冠冕堂皇，实际这个党组织却在吸食民众的血汗，内里腐败不堪。
原重庆党组织头目薄熙来的行为
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例，薄在2007年成为重庆市委书记后，开始“唱红打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公开说，薄薄在“唱红”上花了2700亿人民币。前《文汇报》记者姜维平透露，薄熙来当时利用王立军，以“涉黑”的名义，东拼西凑、包装了近600个所谓涉黑涉黄团伙，抢劫民企和人民的财产，非法抢得上千亿。有报导说，薄熙来利用“打黑”收缴的钱去填补“唱红”造成的财政黑洞。
在薄熙来身上，可以看到中共党组织的问题：位于重庆市权力核心的市委书记，并不主管经济，但却可以为了政治目的，将巨资转化成其政治资本，利用比如“唱红”等等手段搞政治，造成资源的惊人浪费。
重庆市民一直认为，黄桷树代表重庆人的坚韧、耿直而又泼辣的性格，黄桷树是重庆人的根，炎热的夏天为重庆人纳凉，也象征一块风水，在农村更讲究，什么树都可以动，就是黄桷树不能随便动，尤其是老黄桷树被认为有灵气。薄熙来却因为喜好银杏树，以书记身分直接干预市政建设，一度使重庆市树黄桷树遭到空前劫难。
孙政才掌权重庆后，相比薄熙来低调许多，重庆在2014年、2015年上半年和三季度GDP反而在大陆排名第一。
可以推断的是，这种一贯为政治服务的党组织被解散后，各地运作的效率将会更高。
薄熙来只是中共党组织中的一个例子。
党组织已依附、渗透到私企中
现在这个腐败党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在企业、机构等之上，吸食人民血汗。
举例来说，每个省都有省委、省政府。省委是中共自称的“党的地方组织”，但省政府还有党组书记、党组成员。这个党组，就是省委的派出机构，“代表省委在政府机关的权力”。
在中央层面也是这样，国务院有党组，很多部委都设有党组。到了企业、学校等地方就随处可见党总支、党支部。今年6月29日，中共自称现有基层组织436万个，其中基层党委20.9万个，总支部27.1万个，支部388万个。
换句话说，现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学校、地方政府、中央等部门，几乎都被中共的党组织所控制。大陆凯迪社区更是曝光，连现在那些私人性质的互联网大公司，诸如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新浪、搜狐、京东、奇虎360等，都已经设立了党组织。
而这些党组织存在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为了企业如何，它们都是为了中共执政地位不被推翻而存在。所以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不可避免与机构真正的需要存在矛盾。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人事上也要“加强党的领导”。换句话说，只有对中共忠心的人，才能优先得到提拔。
《九评共产党》于2004年11月在大纪元刊发社论后，引发全球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大潮，图为2014年10月15日，来自世界各地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游行时向路人展示九评共产党的主要内容。（唐风/大纪元）
中共党组织的实质
中共早就有了对建立各类“党组织”的偏好。
自1949年掌权以来，中共一直要求一切在“党的领导”之下。所以在各个层面，都要有所谓的“书记” 来监督、领导工作。换句话说，在中共内部，政治正确是第一位的。在军队，在四总部、军区、集团军内，也会有所谓的“政委”来监视各级将领的一举一动。就连军委副主席，也要有一个搞政工的。其实说白了，中共搞这套的真正目的就是怕民众造反，怕被民众抛弃。
但事实上，这种“党的领导”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机构臃肿只是最小的一个问题。
在江泽民掌权时候，采用了“贪官治国”的办法。在那段时期，作为地方大员，只要忠于江，可以随意腐败。也因为当时的组织部长、纪委书记们，都听命于书记，所以这些地方党组织的头目可以任命自己的亲信到关键位置，同流合污而不受到同级纪委的监督。换句话说，中央部委、省委、市委书记们掌控了人事权和监督权，这样也就形成了各式“独立王国”。
这其实也是薄熙来能够在重庆无法无天搞“唱红打黑”，周永康能把政法委打造成“第二中央”的原因之一。
习近平掌权后，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先换掉各大省市的组织部长，切断了地方书记们的人事权。习再换掉了大部分省份的纪委书记，并让纪检系统独立出来，试图监督同级的党委。
但是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改变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党组织成员没有信仰只能为利益而做官、资源无法依靠市场进行优化的事实。
就连中纪委网站在10月26日也刊文承认，纪检官员如果没“坚定信念”，“天天看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动摇，对未来失去信心”。
可是，中共官员还有几人在真心相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为此而做官呢？
工厂、国企中的党组织成为阻碍发展和低效率的最大原因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讲道：“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
多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存在以党委和法定代表人负责制为核心的双重领导。也就是说，党组织要时刻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政治为核心，在政治方向上起到干预企业经营的作用。
9月19日，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出席“创业时代：资本与企业家”论坛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其中的一个观点是“政府不可能替代企业家，也不可能替代资本家”。他所说的“政府”可以理解为是代表中共政府进入企业参与经营的党组织。
在谈到计划经济时，张维迎认为，全世界的计划经济实验都失败了。凡是用政府替代企业家，替代资本家的国家，都失败了。
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没有办法代替资本家？他说：“第一点，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误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则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政府官员注重的是程序，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
“第二点，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甚至要跳楼。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不承担成本。”
他还提到，国家或者政府官员作为所有权的代表，是不可能真正像资本家那样约束企业经营者的。
他还说，所有国有企业都存在行为短期化问题。国有企业领导人考虑的都是短期的问题，因为他的位置是政府官员任命的，任命的标准不可能是企业家精神的高低，也不可能是经营者长期绩效的好坏。有权任命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做得好，就让你继续做下去；也不会因为你做得不好，就必须把你拿掉。你的位置是否稳固，更多地依赖于政治因素和人事关系。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对调就是这样。
香港法轮功学员1月17日举行大型反迫害集会游行，逾千人的游行队伍途径九龙多个闹市区，呼吁各界三退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江泽民等元凶，吸引大批中外民众观看。（潘在殊/大纪元）
党组织的领导和公司治理无法统一
中共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鱼与熊掌能否兼得？国务院国资委首任主任、曾执掌国资委七年半的李荣融表示，国企是经济组织，不是政治组织。
李荣融拿自己当例子说，“1984年我在无锡油泵油嘴厂做第一任厂长负责制的厂长，现在企业的名字叫威孚高科，那时候我就知道非改不可。拿我的前任来说，厂长和党委书记不对付，形成合力谈何容易。即使我后来成为无锡第一家厂长负责制的厂长，但我真的能够做到负责吗？很难，因为党委在不断干预啊！党委书记不管大小事，他都要求拿到党委会上讨论。而党委会是集体决策，追究的是集体的责任，但实际上责任又是空的。”
中国金域黄金物资总公司党委书记孙建明称，多年来，就国有企业来说，都存在“核心”与“中心”的争论问题，这便是企业应以党委为核心来开展工作，党委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的作用。而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又必须贯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制，即所有工作都必须围绕法定代表人这个中心来开展。这种争论，长期以来，都成了班子内不团结的根本所在。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之间职责不明、关系不和。那些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之间关系紧张的企业，其实多源于权力之争。
一位曾任职央企的沈女士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她所在的公司，一开始是党委书记和总经理都由一人担任，因公司是国家的，公司上下公款吃喝、贪腐情况严重，后来国资委又委任一个总经理进入公司，而原来的那个领导只担任党委书记一职。原本国资委想通过互相牵制的办法改善公司现状，但自从权力分开后，公司不仅没有杜绝或减少吃喝、贪腐之风，权斗的情况却更加严重，各自搞小圈子、拉关系，建立自己的人脉、互相暗中较量，把公司搞得乱作一团。公司上下无心经营，捞钱的心倒是越来越盛。
这也不过是中共治下国企的一个小例子而已。
无效率和腐败的根源正是中国特有的双轨制本身
9月16日，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谈到中国特有的双轨制问题。
他表示，双轨制的本质，就是政府要强权介入市场，同时还要有市场特权，同时还要保证政府可以不为参与市场的行为负责；但凡政府与企业关系扯不清的地方，但凡政治与经济扯不清的地方，无不是既没有效率，又严重腐败的地方。
他说，“如此双轨制的划分，能解决国企的垄断、无效率以及腐败等严重问题吗？历史告诉我们的答案恰恰是，无效率和腐败的根源正是双轨制本身，不是别的。”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共的党组织在企业中不仅不能为企业更好的发展提供帮助，反而成为窒碍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
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说，“总有一天，人民会把附着在国家行政体系之上的共产党组织剥落，让靠社会中坚力量维系的社会体系独立运作”，“减少一个盘剥吸血和整人害人的党组织，只会改善和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水平”。＃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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