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残暴的杀人本性，1948年共军长春围城可见一斑。共军为消耗粮食拖垮国军，围困长春，甚至不让饥民出逃，仅在城门外就有近20万平民被活活饿死。当时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司令官郑洞国在其回忆录中称，当时长春尸横遍地，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据公开资料，1948年，郑洞国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驻守长春，与共军对峙。3月25日郑洞国上任后，立即采取“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的措施。
当年5月底，国军在长春与外界唯一的空中交通被共军切断，粮食补给更加困难。7月，长春市内存粮急剧减少，粮价飞涨，已有饿殍出现。
郑洞国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长春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倒下就死了，尸体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被抛弃的也婴孩越来越多，有时每天竟多达近百名，许多孩子因此而死掉。
当时长春百姓处在极度饥饿的威胁下，到8月及9月，郑洞国说：“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
8月初，郑洞国收到蒋介石电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将长春城内的居民向城外疏散。但由于共军围城，大批百姓聚集在两军阵地之间的真空地带，无法逃生。
郑洞国回忆录称，这些地方终日哭号声不绝……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此时，长春城内外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受了一场亘古少有的浩劫。
据另一名时任国民党军官段克文回忆，其在该地带停留过的儿子告诉他，遍地都是死尸，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腐臭难闻，真吓死人。
据时任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回忆，在哨卡内外地区掩埋的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的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
1948年10月21日凌晨，长春被中共占领。此时，在长春一两黄金换不到几斤高粱米。
据公开资料，郑洞国， 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一期生，国民党陆军中将；曾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战争；抗战初期率部在台儿庄大捷中立功，升任为第98军军长；1948年5月，任长春守军总司令，遭数十万共军持续数月围困，最后因弹尽援绝被迫而降；“文革”中，全家被下放到农村；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
共军为消耗粮食拖垮国军围长春城
1948年初，中共将领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被国民党郑洞国部击退。
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的方针， “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自6月25日起，共军正式开始对长春封锁围困。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拖垮国军，共军不让饥民出逃。
由于当时长春城里50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8月初，国民党郑洞国将军要平民离城，但是饥民遭到共军封锁及围困。
大陆媒体曾刊发《罗荣桓48年围困长春报告：不让饥民出城》一文。该报告是共军围困长春3个月后，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暴露，成群饥民为了逃命，曾跪在共军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甚至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岗哨前上吊的。
报告总结共军围困饥民的“经验”称， 主要对策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50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不让难民出来。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乘夜大批涌出，经中共军队赶回后，群集于两军警戒线的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
活下来的长春老百姓说，当时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用锅碗瓢盆接雨水喝，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水，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中共军队放生。
当时长春市民流传说，共军要困死长春人民。
至10月国军放下武器，共军对长春的围困近5个月之久。长春的居民人口由围困前的50万左右锐减到围城后的17万人。《九评共产党》说，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20万人。
段克文在其《战犯回忆》一书中说，共军长春围城饿死了65万。
据此前媒体报导，中共军队对长春围困5个月，树叶、树皮、草根……一切能当作食物的东西，都被民众掘地三尺……
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在长春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很多非国共人士及国际舆论认为，中共长春围城是二十世纪最惨重的战争灾难之一。
对长春大量平民被饿死的惨剧，中共媒体却宣传说，打下“长春兵不血刃”。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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