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1日，西贡街头。南越政权警察局上尉警官阮隆手持手枪正在处决一名越共恐怖份子，当时艾迪·亚当斯和另外一名摄影记者正在不远处，并在扣动扳机之前捕捉下这一镜头。这张照片获得1969年普利策奖。（维基百科）
我在《复活节怀念陈丽春》一文里写道：“与当年马歇尔干涉中国内政导致蒋介石东北停战一样，美国也在干涉南越内政，其共同特征是：打压坚决反共的国家领导人。打压的唯一理由是当局‘独裁、不民主。’（关于这一点，我今后拟专门文章批驳）。”
现在就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1954年6月，吴庭艳临危受命，从国外回西贡出任总理，那时的南越和以前中国蒋介石政权有许多共同之处：一、都处于非常动乱的年代；二、国力衰弱；三、越共和中共都成立了国家级建制政权并有正规武装力量，目标是武统全国；四、自由政权和共产政权都有外国势力支持；五、自由政权治下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共产政权实行严密的专制统治；六、吴、蒋都是民族主义者，把美国视为朋友但不容忍过多干涉内政；七、吴庭艳信天主教，蒋介石信基督教，二人都深受儒文化影响，吴庭艳饱读中国经史，能以汉语及书法赋律诗……
吴庭艳甫抵国内机场只有寥寥数人欢迎，吴未作停留，匆匆蹬车直奔总统府。基于南越满目疮痍、混乱不堪的局面，没有人看好吴庭艳，都认为他是又一个政坛走马灯。可是，吴庭艳上任后抓住两个人成为自己得力的左臂右膀，一步步控制了局势、稳定了国情，慢慢将南越引入正常发展的轨道。进而，废除君主制，改建共和制，通过全民选举成为国家首任总统。
这左臂右膀就是他的兄弟吴庭瑈和弟媳陈丽春。有这二人辅佐，吴庭艳的治国与反共大业蒸蒸日上。具体事例我不絮叨，大致来讲跟当年蒋介石平定乱局之后的30年代中后期发展情形相似。西贡的繁荣自由一时间弛誉海内外。
吴庭艳与蒋介石这二位总统掌控局势所倚靠的核心力量有所不同：吴是倚靠家族成员，蒋是倚靠黄埔系和江浙人。这最靠得住的核心力量的属性恰恰是政府同僚和美国人所反感的，因为，它有违民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用人情形？我认为，这是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期间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过程。因为民主意识还没完全植根于军队和公民心中，执政者不得不部分倚仗血缘、宗亲、乡情、学友等关系来维系行政架构。此拜亚洲文化所赐，类似于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的道理。在极其动乱的年代，如果完全以“民主制度”取人用人，那很可能就是一把双刃剑。事实上，吴庭艳的兄弟吴庭瑈能挫败好几起针对总统的暗杀行动就是因为他掌控著公安、特种部队和青年组织，并竭尽全力辅佐哥哥的结果。如果说他“专权”，那是值得的，值得在：专权后实施的目标。
吴庭瑈不善言辞、深居简出，因此得罪了许多想要套取新闻信息的记者和其他人，造成了很深的误会。由美国中情局策划的推翻吴庭艳政权的军人政变最后关头，军队与吴庭艳在电话里达成吴流亡国外的口头协议，军方派装甲车去教堂接他们，吴庭瑈犹豫着不想上去，还是吴庭艳说上吧，没关系。结果，二人在装甲车内惨遭杀害。谋杀，原本不是军方的意思，而是自告奋勇要去接吴氏兄弟的将军梅友春因为以前被总统降职使用而对总统怀恨在心，此时趁机报复干下的。以吴庭瑈上车前的犹豫来看，显然他更有乱中判断真像的可贵直觉。这也直接证明了他是总统不可或缺的助手，也证明了“内举不避亲”这一传统文化的成立理由。另一例就是，在政变中吴庭艳十分信任并重用的爱将宗室订背叛了他，令政变得以顺遂。年仅36岁的宗室订是第三军区（相当于北京军区）司令兼西贡的军管市长，二人情同父子，吴庭艳把拱卫京畿的重任委以他，他若站在吴庭艳一边，政变断无成功可能。事后他说他受到美国很大压力，实在无法顾及人格道义和所谓的“父子情”了。所以，动乱年代的生死与共当以血亲最为可靠。后来在政坛出将入相的阮高祺在镇压岘港佛徒与军队勾结的叛乱时，用的指挥官黎源康就是自己的发小，二人读小学时同骑一辆自行车上学堂。靠着这层关系再加上信息保密、全力以赴、速度快捷、手段凌厉、镇压（杀人）果断，大事终于办成。事前，阮高祺口风紧到连美国方面都没通报，而岘港正是美国驻南越的第二大军事基地，轰炸北越的飞机都从这里起飞。
吴庭艳任总统时，在南越的越共间谍多达14000人，其中6000人已潜入政府和军队中。潜入南越军中的越共王牌间谍范玉草就是从胡志明的越盟跑到南方来宣誓效忠新政权后被录用的，此拜宽松的民主制度之赐。当时，他的哥哥范玉石还在胡志明手下任要职且早在1946年就成为胡志明办公室主任。这样的政治背景若换成是自由世界的人投靠专制的北越和延安政府，早就被处死好几回了。这跟蒋介石当年信任身边要人完全一样。据宋庆龄秘书张紫葛回忆录称，曾有人提醒蒋介石：身边要人有共党嫌疑。可是，身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抱着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的态度，不予理会。莱芜战役中葬送了蒋介石整编46师的高级共谍韩练成只身“逃”回蒋介石身边后，蒋不但不怀疑追究，还称他是“莱芜战役唯一生还的英雄，如无过人的胆量和超群的智慧，怎么能从陈毅铁桶似的包围中逃出来呢?” 接下来，韩练成又在孟良崮战役葬送蒋的整编74师。其实，46师有个逃回的团长与华野有个投蒋的共军干部都谈到了韩练成在莱芜战役的失常表现，杜聿明向蒋介石密报：“如果韩练成不是共产党倒还罢了；如果是，那我们的计划、战报都在他皮包里，他又天天跟在校长左右，这个仗怎么打?” 蒋介石依旧不质疑，认为是二人不合。
南越和中国的自由区完全不像北越和延安那样对人事实行严苛的政治审查。范玉草投奔南越政权站稳脚跟后，得隙化蝶，渐渐进入高层，获取了许多绝密情报。他后来被委派驻美大使武官，把一切美越军事合作计划与细节详尽报送北方。另一位替美国和吴庭艳做过情报工作的越共王牌间谍范春安则被越共在斟酌考量之后重新安排，受聘到美国《时代周刊》，利用记者身份的自由度和越、美要人对他的信任度，从高层到底层通吃，获取了大量军事情报，其中不少是宝贵的一线情报，然后通过越共战区–柬埔寨–广州–河内转达至胡志明和武元甲手中。胡与武一看到他的情报就兴奋地说：“我们现在就像在美帝的作战室里。” 这一切，与蒋介石身边的共谍郭汝瑰、刘斐毫无二致，两人都任过中华民国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刘斐还任过军令部次长，国防部参谋部次长等职。不独胡、武对范春安有感叹，毛泽东在接见韩练成时也说过：“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啊!”
看越南南北双方和中国国共的博弈史，可以明显看出，专制大大地钻了民主的空子。在自由世界里屡屡发生的大学生游行示威、工人罢工破坏机器、国际国内记者自由报导、间谍进入军政系统、敌对势力前来办报纸做宣传、暗杀谋杀（越共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干得最多）、政变、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等等事件，没有一件在专制的共产辖区发生过，也没有一件有发生的可能性。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控制局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操作，有点像武术里的 “实作” 或 “讲手” 的意思，要去民主化、去理想化。在中共里边，这一点做得最出色的是康生、在国民党里边做得最出色的是戴笠（蒋介石同乡），二人都是实实在在干闷活路的人。有人评价，如果戴笠还活着，共产党得江山便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他的存在抵得上百万大军，难怪毛泽东在建国后视察基层时还专门独自一人去看了戴笠的墓，不是一位震撼过他的对手，他会去看吗？在驻足墓前时，毛泽东想了些什么？他们之间的一些惊心动魄的博弈故事以及戴笠的真正死因或许将成千古之谜。在国统区，戴笠是一位专制者，唯其专制，他才能成功地统治和运转一个庞大的情报兼行动王朝。他还建立了本系统运营所需要的独立资金来源，除了蒋介石，没有人能够对之掣肘。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天才的反共本领、释放自己最大的反共能量，令共产党胆颤心惊、谈之色变，也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刮目相看。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军统、英国军情五处、苏联克格勃以及后来的以色列摩萨迪都是世界公认的出色情报机构。
由于戴笠侦防、侦破共产党的触角分布广泛，令抗战胜利后的国代会上响起一片“打倒特务”的呼声。当其实，延安府军力逐渐壮大，地盘日渐扩张，内地有很多看不惯蒋介石专制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为毛政权喝彩。国代会上“打到特务”的呼声就是从这些人嘴里蹦出来的。这跟吴庭艳当年执政到后期的情形完全一样，大学生们、知识分子们、平民们看不惯吴家的家族统治而上街要民主、结束吴家统治，结果换来国家一片狼藉、再也没有安宁日子可过。是的，民国国代会呼喊口号后，蒋介石打压了戴笠的势力，特务收敛了，结果却是：迎来国民党的全面溃败和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后形成了更为恐怖的 “全民特务” 时代（互相告密）。不知当年的民主派头头们和知识分子们作何感想？喔，许多头头们都当了光荣的大右派哩！与此相同的是，当年为越共立下汗马功劳的王牌间谍范春安和组织佛徒示威自焚的有复杂政治背景的释智广在越共统一江山后都被软禁起来失去自由，范春安甚至被劳改。夜晚的黑与东方的贼毫不含糊地印证了光明与文明的对立面为何物。这给单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知识分子（包括西方的）最大弱点是理想化、空洞化、形而上，对残酷的实际运作不重视、看不起甚至鄙视和找碴。殊不知，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势力在实际较量中全是使用的有效手段而非乌托邦口号，最终结果是强者胜、狠者胜。
在越战中有一幅广为流传、震惊世界的照片，它就是南越全国警察总监阮玉銮上校举起手枪当街处决越共中尉的照片。这幅照片在西方激起洪水般的声讨：“为什么不经审判就枪决？”、“阮玉銮是战犯！” 它激起民众巨大的反战情绪，它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对后来美军撤出南越、结束越战，起了很大的作用。西贡沦陷后，已经升为少将的阮玉銮与其他将领逃出越南，加拿大政府竟然不愿收留他，他只好来到美国，开了一家小馅饼店养活自己。就在这家小店里，他还时时受到骚扰……而这幅照片鲜为人知的真正背景是：1968年春节将临，越共和南越美军在巴黎达成停火一周的协议，双方人员好好过一个和平的春节。然而，大年三十的除夕夜，越共突然对南方30个城市（包括西贡和顺化等各个重要据点）发动突然袭击，连美国驻越使馆都被占领数小时之久。情势一时大乱，数周后才恢复正常。艾迪.亚当斯就是在这期间拍下这幅照片，后来，当他得知了枪杀事件真相时，说了如下这番话：“那天，堤岸华人区还有零星枪声，一位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同行邀我同去走一趟，街上什么动静都没有。我忽然看见南越警察捉了一名越共中尉军官走过来，我们随后跟着看动静，以为最终会将他送上囚车。此时，阮玉銮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押解越共的警察上前向他耳语，阮玉銮听罢立即举起手枪，指著这名越共的头部，我便将镜头对焦瞄准了这一幕。我原以为只是恐吓一下犯人，因为这是常有的做法。但阮玉銮扣动扳机，砰一声，越共应声倒地，只见鲜血像泉水般从他的头颅喷射出来，这一瞬间被我记录下来。后来查出这位越共被捕前刚刚杀死了一位警察少校，接着又用匕首刺死少校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家人。这位少校正是阮玉銮非常信任的部属和好友，但阮玉銮却因此落个万夫所指的骂名，实在很不公平。” 艾迪.亚当斯的后半身过得很内疚，他说：“我获得普利策奖，代价是一张照片背后的两个人，这张照片的阴影，30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或许死后才能消失！” 硬汉阮玉銮流亡到美国后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对事件导致的名誉毁损从不解释，他说：……我什么都不怕，当我死后，上帝会审判我，你不能审判我，没有人可以审判我。” 这幅瞬间定格的照片就这样欺骗了所有不明真相人的眼睛，其悲剧性后果是反转了是非，意外地将率先出手的恐袭分子定格成了受害者形象。
令人遗憾的是，当一边倒的部分美国媒体记者被军方安排到越共春节偷袭后的现场采访时，竟然不相信偷袭是事实，认为是军方撒谎。还有就是当美军安排记者采访他们拆除废弃的军用观察点时，记者竟然编造谎言报导，说这些是被越军攻占的美军阵地。我认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报导事实，而是尽量杜撰负面消息以博读者耳目，制造个人职业的专业性“新闻效应”。是一种不顾西方自由世界利益和终极目标的、极度自私的卑劣行为。
威廉?曼彻斯特所著《光荣与梦想》里讲，二战中美国兵要设置陷阱，必须经过四星级将领批准。这可以说是西方人在战争中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而在越南，一个二杆子共军游击队员就可以设置陷阱。越战中把美军打得胆颤心惊的不是现代化武器，而是陷阱、地道和狙击手，巧的是，这三样东西都属暗器。后来美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也效仿越共挖陷阱，布地雷，但终因伤及无辜平民而放弃。白天的亮因着理念再一次输给夜晚的黑。民主美国更自我拉黑的事件是：66年-68年的越战高峰期，美国驻老挝大使威廉.沙利文不准美军进入老挝境内行动，对美军特别行动组进入老挝破坏胡志明小道都面有难色。甚至派直升机进入老挝营救有难同胞也得先向他报告，而他的回答则是不愿与军事行动有任何牵连。大使严守中立的态度逼得特别行动组司令向华盛顿要求授权进入老挝山区探索，这也遭到大使反对。与美军在外交上掣肘相反的是北越在老挝进出如入无人之境，这让战场上的美军如何能放开手脚打仗。这活脱脱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宋襄公。
自从日内瓦协议把越南划分为南北二政权后，南越从来没有糟践过协议，都是北方越共向南方渗透、进攻，以及在南方搞武装颠覆，这与韩战的起始状况完全一样。野心勃勃、胡作非为、心狠手辣、不按牌理出牌、无所不用其极的都是共产政权。在高峰期，分散在南越的共军兵力高达60万之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英、美、苏、法、南北越签字画押的日内瓦协议形同虚设（中国先后向越南出兵30万，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北越，以使北越军队可以全力进攻南方）。
美国策划军人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有人认为吴搞家族统治，弟弟吴庭瑈专权；二是，大学生、佛教徒和民众示威不断；三是，陈丽春说佛教徒自焚是barbeque（烧烤）。关于第一点，我前边已陆续谈了自己的看法，从封建制到民主制的过渡期，心怀野心、胡作非为的人不少，不如此难以成事。事实上，在这个转折期，像越南这种军阀割据、占山为王的社会，完全讲民主是死路一条，谁在台上也坐不稳。美国以标准的民主体制去度量和要求吴庭艳，是犯了民主幼稚病，前中国国民政权之被颠覆已然证明了这一点。关于第二点我已在《复活节怀念陈丽春》里讲过一些，这里边除了有政治背景的佛徒释智广跟吴庭艳拚命死磕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吴家三人都是天主教徒，这在以佛教为主的封建保守的越南，是令佛教徒们难以容忍的。事实上，吴庭艳政府的内阁、议会和军队指挥官里佛教徒都占主要比例，副总统也是佛教徒，所谓吴庭艳打压佛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空穴来风。关于第三点，是陈丽春面对对方绝不退让的局面而说的话。极愤出怒语，陈丽春没有任何官职，不是一个善于掩饰的政客，她的耿直率真尽人皆知。上述三点，都是吴庭艳不能退让的，退让了任何一步，这个政权就会彻底崩溃。美国曾要求吴庭艳让步，吴说：“我不是政治花瓶。” 那个节骨眼的斗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体面的民主观治不了满地打滚撒泼的亚洲混球，也救不了从乱局中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民主共和体制。在亚洲反专制需要专制操作，否则，什么也别想干。这是西式民主很难懂的亚洲潜规则。
美国到南越来是干什么的，是来对抗北方共产党的，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所谓的主要矛盾。而吴庭艳兄弟反共剿共成效卓著，他们出身书香门第，祖、父辈都是政坛要人。陈丽春出身名门望族，先辈亦任政府要职，她本人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越、法、英语。吴庭艳的哥哥当年虽然抗法，却拒绝加入胡志明的越盟而被胡志明活埋，父亲也被胡志明杀害。吴庭艳本人也坐过胡志明的大牢。这样的家族于公于私都与越共有不共戴天之仇。可以讲，美国踏破铁鞋都找不到这样理性的南越总统。吴庭艳政权是文官政权，懂得大道理、懂得如何治国。1959年，胡志明接到潜伏在南方的干部请愿，要他即刻对吴庭艳政权采取行动，不然，吴庭艳的表现会越来越赢得南部人民的心，如此下去对越共在南方展开的革命越来越不利。胡志明不同意，认为时机未成熟，对吴庭艳鲁莽会招来更强硬的反击。此时，越共15届全会即将召开，胡志明又派出强硬派头目黎笋秘密南下考察。黎回来汇报说：“如果我们不诉诸武力，那么我们已经被破坏的组织只有等著彻底瓦解。” （由上述两个敌方之口说出来的话，足以证明吴庭艳堪任总统的不凡能力）于是，胡志明改变主意，在15届中央全会向南方发出了 “立即执行摧毁南方政权及解放南方” 的指示，第二次越南战争全面爆发。
就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63年，美国却为了 “民主” 二字，不惜花大力气和重金把吴庭艳推翻。从此，南越内部陷入无休无止的军人执政继而又迅速被推翻的恶性循环里，政权的短期轮换成了家常便饭。这样的内耗彻底涣散了抗共的力量，给了越共可乘之机。美国对南越之不负责任还在于，它只知道策划军人推翻吴庭艳政权，却没有接替吴庭艳位置的继任人选，任由他们长期互打互杀形成抗争乱局。如果没有与吴庭艳相同能力或超越其能力的人上位，那推翻吴庭艳就变得毫无意义。对于有精密科学思维的美国人而言，这个遗留之谜也是令我难以破解的。
看不懂的还有马歇尔当年在中国对蒋介石追杀林彪的横加干涉，眼看林彪奄奄一息、东北大事将成，蒋介石却只好忍气停火。而林彪赢得喘息之机重整军力杀回来得势不饶人，一路从关外杀到关内，直杀到海南止步。马歇尔以和平愿望力促的国共联合政府在哪里？美国对蒋介石停止军援达18个月之久，而苏联则源源不断地将自己战场结束后的武器和日本关东军武器移交给林彪，仅日本武器就有：步枪740000支；机枪18000挺；飞机800架；坦克800辆；各种大炮逾4000门；600个仓库的弹药及装备、还有松花江上的全部舰艇。其中的重炮在攻克长春、沈阳、锦州时产生了毁灭性打击力量。这便是马歇尔这位款款君子搞不懂的夜晚的黑与东方的贼。毛之帝王心早在橘子洲已昭然若揭，岂是一个联合政府能框得住的。毛从井冈山开始就尝到了武装斗争的甜头，如今，东西南北都有他的力量，他岂能放弃。自由与专制水火不容，这是一个常识，马歇尔为什么会如此犯浑？毛泽东后来跨江追杀蒋介石，可曾听从了斯大林的调停？如果以毛泽东同样的野心和军事规模出现在美国，美国政府会不会不出兵剿灭而与之组建联合政府？这一连串的谜团我找不出答案。我要说，马歇尔在中国是闯下了滔天大祸的（就像肯尼迪给南越闯下滔天大祸一样）。南越的陈丽春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在致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唁电里有这样几句令人心酸的话：“……我绝不希望任何人也遭遇南越人民和我现在忍受的同样痛苦，尤其是当我们这么接近战胜共产党的时刻……即使是掌握著权力，对共产主义表现出非常慈祥的态度，也难逃共产党的打击。”
当年，延安对外扮演清正、廉洁、勤政的形象，毛泽东及其跟班对外开明谦恭、笑容可掬，欺骗了前去考察的国统区民主人士、欺骗了前去采访的美国记者，也欺骗了马歇尔这样的美国政府代表。这是美国认人不认体制的重大失误，是价值观的重大倒置。以赞赏周恩来的 “人格魅力” 来模糊他的政党角色从而忽略他心狠手辣的斗争哲学，是西方人对魔鬼犯下的纵容大过。南越学者黄文致早年参加胡志明的越盟独立斗争，后来发现胡志明在土改中杀人，就断定胡志明搞的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共产主义运动。他毅然脱离组织逃往西贡，后来跑到美国搞学术。他写了多本在国际上深具影响的著作，包括《土地改革》、《从殖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在美国还没出兵越南时他就预言胡志明会胜利，越南将从殖民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中国国统区的所谓开明人士和西方观察家连黄文致的水平都不如，他们竟然认为毛泽东是追求民主者、是土地改革者，而蒋介石是专制者、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就这样，同情和支持延安政府的人愈来愈多。
史迪威上将看不惯蒋介石和他的军官、他们也因此结下梁子。要自己主宰军队的蒋介石后来迫使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中国军队有问题不奇怪，刚从军阀过渡到正规军，肯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骄奢淫逸和贪污腐化都是可以治理的。越战期间每月从美军基地流失到黑市的军用物资高达1200万美元之巨，令人难以置信。美军上层和南越政府联手扫荡过军用物资黑市，但稍后又死灰复燃，扫而不绝。它们从武器到药物到行军床到短波收音机等等应有尽有，许多物资被越共买下偷运到北方成为战备物资。所以，完全干净的军队很难寻找。罗斯福 “炉边谈话” 曾说：“美国要成为民主主义的兵工厂。”此话奠定了向民主国家军援的政策。他答应给蒋介石500架飞机组成新空军，但是编成了美国第14航空队，名义上归陈纳德指挥而实权却握在史迪威手里。这500架飞机中的200架被史迪威调去保护他在印度练新兵的机场。又调了150架去缅甸战场。最后，陈纳德这个空军司令、这个响当当的国际游侠只有150架飞机可用。不但如此，汽油还掌控在史迪威手里。陈纳德要驾机帮助中国军队作战，向史迪威要汽油都很艰难。蒋介石曾致电史迪威拨汽油给成都机场的美机援助豫中会战，史迪威置之不理。当年，美国有不少自由记者（无新闻媒体雇佣的）被延安拉下水，成为共党粉丝，专门歌颂延安、揭露国民政府阴暗面，令美国对蒋政权有了很多负面看法。一些共产党控制的文化组织也深刻地影响着国务院决策。史迪威和马歇尔是否也是这些 “白左” 的受害者？一手提拔史迪威的恩师马歇尔是否也受爱将史迪威的影响而对蒋介石抱有成见？
跟中国的情形一样，美国驻越记者也看不起南越的军官，其实，南越的军人有丰富的地方作战经验，他们对付越共军队比美国军队有经验。越共土法上马的游击战把美国军人折腾得很惨，而南越军人更熟悉他们的套路。陈丽春就曾讲过：“你们只管提供支持，其他的我们来做。” 结果，美国越俎代庖，惜败于超级大国的刚愎自用和疏忽大意。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办到了陪都重庆，国民党的报纸却没有办到延安。重庆发生的任何负面新闻，立即被记者捅得满天飞，而延安文人王实味仅仅写了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之类大实话就被斧头砍死丢进枯井。重庆办一场舞会叫纸醉金迷，延安办舞会却没人去说三道四。宋美龄自己出资在重庆为国军抗日烈士孤儿办保育院，公开招聘的院长却是中共党员，在保育院里教孩童排演延安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这些国军的血脉后代，竟被共党用宋美龄的私房钱培植成仇恨政府的冤家……
越、中两国自由政权的坍塌其实就是白天输给了黑夜、良民输给了匪贼、君子输给了小人、民主输给了专制……
“白天不懂夜的黑、西方不懂东方贼” 之说同样适合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的东、西差异，结局如何大致能猜出七八分。不过，这是另一篇文章，写起很痛，不愿再写。
（说明：越战相关文字引自新加坡资深越战记者陈加昌晚年所著《越战机密档》）
（转自作者博客）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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