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班毕业照。前排左一是王沪宁，后排右七是夏明。（夏明提供）
（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面对一场将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危机，两名年轻知识分子各自作出自己的选择。面对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即将在天安门广场遭到碾压，一个人选择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另一人选择站在学生一边。
王沪宁现在占据着中共政治局的一席之位，并设法连续成为三届中共领导人的左膀右臂。这在派系斗争激烈的中共高层来说实属不易。
夏明，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曾经跟王沪宁在研究生学生宿舍以及后来工作时的办公室都是邻居。他介于学者和民主活动人士之间。这也是许多有强烈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位。
这两人先后入读复旦大学。夏明是在1981年16岁入读，王沪宁是在1978年22岁入读。在接下来的十年，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空间曾经很接近。多年之后，夏明跟王沪宁的前妻仍然保持着亲密朋友的关系，曾经在家中招待来美访问的她。
英文《大纪元时报》报导说，这两个男人的故事生动的展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帮佣型文人用时尚的理论武器为统治阶级装扮，可以爬得高；而那些希望出演士大夫传统角色，谨守正直诚信等品质，相信“批评统治者是自己的道义责任”的知识分子，却只能流亡他乡。
小心翼翼的王沪宁
夏明向《大纪元时报》谈起前同事王沪宁说，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不想在任何事情上选边占。他会提出他的一些观察，但是他不会透露他的真实颜色。 “这是他的性格。他不想透露他的真性情。”
另外一名流亡学者陈奎德，曾经是文革后复旦大学的首位哲学系博士生。他跟王沪宁同年入校。他们曾经住在相同的学生宿舍三年半。陈奎德现在是网络政论杂志《纵览中国》主编。
陈奎德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们是朋友。亲密朋友。他写现代诗。我们会一起出去玩耍。但是他不喜欢说太多话。他极度小心。”
当夏明还是本科生的时候，王沪宁是一名研究生；在夏明毕业的时候，王沪宁已经担任教师。在某个时间点，他们各自是班上的政治委员，每周写报告汇报班上同学的思想动态。他们后来又成为同事。办公室相距不远。他们常常聊聊天。
但是随着轰动中外的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来临，意识形态空间迅速萎缩。喝着可乐写写罗曼蒂克小说的小资情调走了。
复旦之春
在1989年四月，上海感受到了北京学生抗议的涟漪。复旦校园也出现绝食、演讲、游行。夏明当时是著名教师、党员和政治委员。四月末，他在数百名学生面前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第二天，来自上海其他大学的学生开始游行和绝食。参加抗议的年轻教职工寻找资深教授们签名请愿信。他们找王沪宁签名，但是他不肯。相反，王沪宁在一份反对抗议的文件上签名。
陈奎德说：“他将他的政治态度展示的更明确了——他不支持学生运动。”
六四镇压开始之后，夏明失去了自由。由于父母属于红色革命家族，他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宽大处理。他没有被监禁，但是他不得不每天参加政治学习汇报思想，不许离开校园。
攀爬权力之梯
王沪宁则没有那么好的红色家族背景。但是八十年代，他牵手优秀女学生周琪。周琪的父亲是国安部副部长。之后，王沪宁迅速成为系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海外中文媒体包括《开放》和博讯都引述一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退休教授说，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上海国安特工跟王沪宁有接触。夏明说，国安人员也曾经积极的试图招募他，但是他拒绝了。
1989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集上海学者开会，解释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风。大多数与会者发声反对打压导报，但是王沪宁公开支持。这吸引了曾庆红的眼球。曾庆红被视为江泽民的打手和政治主谋。曾庆红会后把王沪宁留下，把他介绍给江泽民。
夏明说他是从一个与会者那里听到这个故事。陈奎德说他从另外一个渠道听说了这个故事。
根据官媒报导，在江泽民的个人坚持下，王沪宁1994年被调往北京。从那以后，王沪宁开始炮制对共产党统治有用的政治理论。
流亡海外 摆脱共产党思想灌输
在中国政治改革于八十年代末失败之后，夏明知道他不得不到国外寻求出路。在做一名政治学者的同时，他在不断努力推动中国走向更大的自由。
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涉及主动摆脱共产党的思想灌输和控制。在2010年法拉盛的一个晚宴上，他宣布退出共产党，并开始深入反思共产党思想对他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夏明告诉《大纪元时报》：“我真的相信我们都是共产党洗脑的受害者。你怎么可以独善其身？我花了二十年试图清洗我自己的思想。我意识到我的心中有这么多的黑暗。”
多年的反省导致他试图拥抱基督教，但是失败。他然后开始读佛经，心经和法华经，一头扎入传统中国哲学，包括孔子、孟子和墨子的学说。他的手腕上戴着棕色的佛珠。
夏明说：“所有这些让我对世界有了全新的理解。我选择做一些符合普世真理的事情。”
夏明在书中写道，他所有的著作都不是纯粹出于学术目的，而是为了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进步，帮助中国变得更加民主、公平和自由。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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