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今年4月6日，陆媒罕见报导了蒋介石在当年处理“济南事件”过程中的强硬态度。文章称，蒋介石展现了对日强硬和不妥协的一面。日方意图通过武力逼迫他屈服的企图未能得逞，蒋介石没有接受日军开出的苛刻条件，这正是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对日决策过程中最主要的贡献。
蒋介石济南事件强硬对抗日本武力威胁 陆媒罕见报导
大陆澎湃新闻4月6日报导了蒋介石当年处理“济南事件”过程中，以强硬态度对抗日本的武力威胁。文章称，1928年4月20日，日本政府为了阻碍国民革命军北伐，宣布二次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制造济南“五．三惨案”，亦称“济南事件”。
文章说，在处理“济南事件”过程中，蒋介石展现了对日强硬和不妥协的一面。至少，单从蒋主持的对日交涉来看，他并未让对方占到太多的便宜，日方意图通过武力逼迫他屈服的企图未能实现。顶住了日方武力威胁，没有接受日军开出的苛刻条件，从而为日后济南事件转由外交解决打下良好基础，这正是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对日决策过程中最主要的贡献。
济案发生之初，蒋介石十分希望能在短期内就地解决，以减少对北伐的负面影响。为此，他先后派出了黄郛、张群、王正廷、殷汝耕、熊式辉、罗家伦、何成浚、蒋作宾等多人次与日方进行交涉。蒋本人是对日交涉的决策中枢。
日方的真实意图是通过武力对蒋介石和它所统辖的国民革命军进行打击，从而迫使蒋彻底向其臣服。因此，交涉伊始，面对日方极尽威胁，蒋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但他并未全盘接受日军的条件，而是软中有硬，包括要求处罚日军肇事者，不阻碍北伐交通，以及留部分军队驻守济南城等。
日军的步步进逼与福田毫不让步的蛮横态度，亦让蒋介石内心倍感耻辱和愤懑。5月7日，他在日记中表示：“忍辱至此，悲惨盍极，惟愿我中华国民能因此而激励自强以充其雪耻之力量可也。”5月8日，当听闻福田“不必谈”的言辞和驻济日军扩大军事行动的消息后，他再次愤怒难当，在日记中写道：“此种横逆，古今未闻。……国已不国，尚何以人为，容忍亦有限度，吾准备牺牲，且观其后可也。”然而，即便如此，蒋还是决定隐忍不发，在日记中，他告诫自己：“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并决定“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
日本意在以武力逼蒋就范，因此在谈判条件上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而蒋介石执意将济案交由外交解决，不仅是目的，同时亦是向日方施压的一种手段。蒋介石的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的确收到了一定效果。5月14日晚，双方交涉中断约一周以后，日参谋本部发出声明，表示“已令福田停战”，并特意强调继续认定蒋为交涉对手。
蒋介石对继续军事交涉的消极抵制，令日本军方中主张对华强硬的势力十分恼火。5月24日，松井托张群通知蒋和南京政府，“务必派蒋介石前往济南。万一蒋不能赴济，则派遣有力之全权为绝对必要之”，否则“本事件有益加扩大之虞”。
面对松井等人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蒋介石于5月25日做出强硬回应。他决定不再一味接受日方所提条件，转而提出自己的诉求。他坚持在派代表交涉之前，双方必须先就济案的具体解决方案达成初步协议，包括对福田最后通牒中所提的五条内容“如何通融？奉张出关之如何应付？必皆须得彼方切实之承诺。”
此后，尽管双方仍有零星接触，但终究难有实质进展，交涉陷入长期停顿之中。最终，直至当年10月，日本军中强硬派势力得以暂时消减之后，由两国政府所主导的济案外交谈判才得以真正开启。
中共篡改抗日战争历史谎言已被揭穿
长期以来，中共掩盖歪曲历史、造假宣传，将国军领导的抗日战争果实据为己有，但抗日战争的真相随着网络的普及早已在大陆广为流传，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也正在被大陆民众所接受和认同。
史料述说的故事，显示八年抗日战争共军不仅没有参与，并且将炮火对准国民政府，趁势坐大。而从过去的历史也可以明显看出，“国共合作”的历史就是国民党逐渐被共产党歼灭并吞的历史。
近年来，中共篡改抗日战争历史的谎言在逐渐被揭开。著名作者与学者辛灏年近几年通过出书与演讲，将他呕心沥血的研究摆在了世人的面前，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国民党军队抗日，的确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据史料记载数字，抗战中死亡的国民党将领超过200人、军人超过300万，是中共军队死亡数字的40倍以上。据记载，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中共军队总数没超过7万人。
曾任蒋中正侍卫长6年的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曾出版《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书，据他透露，他曾经走访大陆建立的多个抗战纪念馆，发现上海“松沪抗战纪念馆”，对抗战的记录“99%都是假的”，就连发生“七七事变”的芦沟桥，对抗战的描述也完全不对。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许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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