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50年了，有些人还在说要真相，觉得挺着急的。”文革今年爆发50年，记录文革受害者遭遇的王友琴已持续这项工作28年了，她相信为历史留下见证的意义，却觉得做得还远远不够。
1975年，文革即将结束的前一年，23岁的王友琴已失学多年，虽是成年人，对自己的未来却毫无掌握能力；此时，她偶然读到一本“内部”流传的读物，成了文革压抑和不幸氛围中，最令她感动的记忆之一。
那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其中的迫害和苦难让人共鸣，她感到，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这一切写出来，原来，“写出来”的力量这么大。于是，王友琴不觉在笔记上写下：“我不能改变发生的，至少应该写下来”。
多年后，王友琴告诉中央社记者，她对自己当年写下这句话既惊讶又高兴，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日记里的言论可能被拿来当入罪的理由，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已不再写下内心的看法。
直到1978年，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发布的一篇内部文章说，写日记被定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人可以平反，检查日记的恐惧才淡去。但在王友琴眼中，文革遗害之一，就是让不写日记的中国人逐渐失去反省能力。
王友琴果真开始写，成为文革历史的记录者。从1988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她陆续访谈了上千名文革受害者及遇难者的家人，2004年在香港集结出版成“文革受难者”一书。
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文革中一名教师在劳改农场放牛，有头老牛因为衰老干不了活，在大柳树下被杀，此后他再带牛群去附近吃草，牛群都不愿前往，还会发出似乎是抗议的哞哞叫声。
但鸡不一样，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杀了，别的鸡不会记得，被杀的鸡的内脏丢在地上，其他鸡还会争食。
王友琴说，经历过文革的人，今天面临“牛鸡之间”的选择，调查和写作文革历史，可以算是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她曾收到大陆读者来信，标题是“我再也不要当鸡了”。
王友琴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为了响应“知青下乡”政策，16岁时她跟妹妹一起到云南南部砍伐森林并种橡胶树，一共待了6年。之所以坚持为文革受难者记录了将近30年，她说主要还是在于个人的选择，一种道德的选择，而她也很高兴“自己有条件来做这个选择”。
“文革受难者”书中包含659名文革死难者的经历，绝大多数都是普通教员、学生、工人，甚至是连名字都没有的杂役或保母也在内。她立志让普通人的名字不被忽视，让他们的惨剧不被遗忘，陆续又写了“1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和“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文革受难者”。
走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想到身边这些建筑物里，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理工人才曾在此钻研学习，却在返国后被批斗至死，她几度悲从中来。
还原一幕幕历史场景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访谈。中共在1980年代发布文件，彻底否定文革，但实际上阻碍出版有关书籍，也不准报导受难者的遭遇，王友琴为文革受难者成立的纪念网站也被屏蔽。她为普通受难者立传的行动，似乎显得有些吃力和孤单，但并非特例。
苏联在斯大林专制统治之下曾造成大量死难者，有一小组人收集大约130万名受难者名单及生平资料，存入光碟中。这份光碟到了王友琴手中时，她首先看到一个数字“1345796”，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媒体报导的130万，“对人来说，就应该数到个位数。每一个被迫害死的人都应当严肃地记录下来。”
这个组织的发言人说，这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和记录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其他如柬埔寨、以色列，都分别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国家特定时期的受难者记名。
中共执政下的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等到这一天？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身也曾是红卫兵暴力下的受害者，王友琴认为，既然如此，文革没有不能讲的道理，但是现在大家好像都习惯了这种不能讲的情况。文革发动之初，掌权者曾许诺人民一个公平美好的未来，过程中采取过一些激烈的手段，譬如废止考试、暂停正规教育，甚至有人主张不要货币。
王友琴说，记录文革惨剧，不只是让这些人不被遗忘，还要警示后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更重要的是去思考“我们要什么样的社会”，因为不知道历史，无以计划未来。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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