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纪念日，正当海内外媒体铺天盖地报导文革时，中国大陆却一片沉默。专家认为，文革话题可以从个体记忆和公共讨论中消失，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文革将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中，中国大陆民众至今仍生活在10年动乱遗留下来的心理创伤之中。
据中央社报导，不少的中国大陆计程车司机是很好的社会观察者，也是外来的人了解中国社会及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窗口。有一次搭计程车时，记者同一名司机聊起，他的几位哥哥要从国外回上海探亲，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授，一个是…“你的哥哥都很棒啊”，随口接了句话。
没想到，萍水相逢的司机大哥突然感叹起来说，其实这几个都是他的堂兄，是大伯家的孩子，“他们家有机会就把孩子送去念书”。而他父亲当年政府说什么就听什么，导致书念得少。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点燃后，知识分子一直是文革的主要目标，不仅政治上出现动乱，教师被斗死，所有大学关门，教育系统几乎被毁灭。
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心理学家托马斯?普伦克斯曾说，中国大陆民众仍生活在10年动乱遗留下来的心理创伤之中。
普伦克斯认为，文革话题可以从个体记忆和公共讨论中消失。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将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中。
台湾人情味 成鲜明对比
2012年中国大陆“新周刊”375期写下“人人在台湾看到的最美风景是人”。不久之后，大陆青年作家韩寒在“太平洋的风”，写下自己在台湾一连串遇到好人的经验：朋友的眼镜坏了，陪朋友在两家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配眼镜，都遇到贴心帮助他朋友的好老板；手机掉了还能找回，而且是计程车司机主动把手机送回饭店。
大陆接连几篇描述台湾“人好”的文章刊出后，从此，台湾的人情味、深植在生活当中的中华文化底蕴，成为吸引大陆旅客来台旅游的一大卖点。
有年轻妈妈带着孩子到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上海办事处索取台湾观光资料时，轻声对孩子说，“我要带你去看什么是礼貌”。
有刚从台湾回到上海的大陆民众带着兴奋的语气对中央社记者讲完在台北问路的经验后，接着若有所思地表示，“台湾社会相信人…因为你们没有经历那个时期，而且你们有宗教信仰，相信善”。
“太平洋的风”写了台湾不同角落的好人，在结尾则以不点名的方式提到文革的影响：
“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论什么政治和体制。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写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这些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
面对文革富伏地魔 反思也沉默
在文革结束将近40年后的今天，不难听到大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提到对文革遗留问题的反思。但如果不是和熟朋友聊，他们似乎很少直接说出“文革”二字，比较常听到的代名词就是“那个时候”、“有段时间”。
虽然中共官方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正式否定，但此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政治上否定文革和文革集团，但是文革对于中国大陆的民族、社会、民众的祸害，几乎没有涉及。
多年来，文革在大陆公开场合和民间都仍然是禁忌话题。这种诡异的气氛就好像英国魔幻小说“哈利波特”故事里，多数人不敢直呼“伏地魔”名讳。
现居美国的女作家徐军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对文革保持沉默更多的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因为那段记忆会让受害者感到非常痛苦，让施害者觉得羞愧。让人们对文革的感情更加复杂的是，很多人轮流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父母不会向孩子讲述那个时期的经历。这个原因，连同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留白，造成了年轻一代的无知。这也正是危险的所在：因为后代并未吸取教训，将来这种灾难可能会重演。
对文革的集体沉默曾在两年多前被短暂地打破过。中共机关刊物“求是”2014年1月号曾发表文章，引述习近平讲话中提到“十年动乱”，引起海外媒体广泛关注。因为，这是习掌权后，首次以“十年动乱”来形容文革。
在此之前，2013年11月底，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期间，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并与专家学者座谈。参加座谈的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后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在座谈会上，习近平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也讲到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戕害。”
那段时间，相当多当过红卫兵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在狂热的青少年时期的所作所为道歉。但道歉的声音很快便消失了，就像一缕青烟，外界再也没听到这种声音。
理性选择下的疯狂
曾先后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王绍光是在1977年大陆恢复高考（大学联考）时考入北京大学，是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大的同班同学。他的康乃尔大学博士论文中文缩写本199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在书中，王绍光指出，大多数他采访的对象仍然坚持认为，他们是受了毛的愚弄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表示他们参加这场运动是为了毛，而不是他们自己。
从20多年前王绍光对曾在湖北武汉参加文革群众的访谈，到现在中央社记者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大陆一般民众，他们对文革不是没有感想，但外显的现象是，许多人似乎只希望留下感到光荣的记忆，淡化不愉快，并合理化自己曾经的作为。
他们为什么这样解释？王绍光的观察是，“在意识的层面上，追随者是非理性的，但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是相当理性的”。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反对毛泽东就没有活路，必须把自己伪装成毛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潜意识里，在实际行动中，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当心中的理想与现实冲突时，对于曾经发生的文革，人们潜意识地合理化自己曾经的作为，淡化自己或上一代留下的不好记忆。但是，掩盖，不代表没有伤口。这仍然是所有中国人迟早必须面对的。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林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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