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杨继绳揭秘中共高层在大饥荒年代仍享有“特供”的文章网络热传。杨继绳是前新华社记者，其揭露中共制造的大饥荒《墓碑》一书多次获国际大奖。
杨继绳关于中共高层在大饥荒年代享有“特供”的文章来自于其《墓碑》一书。文章称，大饥荒年代，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当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档中表示，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适用于全国各地区，希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在转发时，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
根据齐燕铭报告内容，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中共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人大、政协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档。这个档的按语中称，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参照执行。国务院财贸办和北京市委的报告中规定：
1、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糖1斤，大豆3斤。
科学研究机关九级至八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十级至八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十二级至九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九级至八级编辑人员；新闻界十三级至十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十一级至九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九级至八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七级至五级教学人员；中等学校四级至三级教学人员；小学一级教学人员；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十七级至十四级行政干部。
2、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2斤，鸡蛋2斤，糖1斤，大豆3斤，纸烟2条。
科学研究机关七级至三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七级至三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八级至三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七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九级至四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八级至三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七级至三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四级以上教学人员；中等学校二级以上教学人员；全国人大在京代表；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在京常委；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的其它人员。
3、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4斤，鸡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级烟2条。
科学研究机关一级、二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一级、二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一级、二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一级、二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一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文艺界一级、二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一级、二级教学人员；全国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大、政协副秘书长；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
实行此办法后，中共中央1960年11月9日发布档中第二、第三类供应人员，即按上述标准供应。
文章称，有了特需供应人员，随之就出现了特需供应商店。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这种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革”前，成为中共特权阶层的象征。
1960年10月7日，邯郸市轻工业局干部石旭东向中央写信反映称，“上级号召不吃肉以后，我们就一点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应的肉比我们过去大家吃的肉还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3两）。”“中秋节，全市干部市民和工人连个月饼渣子也没吃到，而领导干部们却每人发二斤。”“邯郸市里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应商店，群众很有意见。”
杨继绳《墓碑》一书多次获国际大奖
杨继绳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2001年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编委，2003年起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2015年中被迫离任。
从1990年代开始，杨继绳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开始调查“大饥荒”的真正原因。经过持续多年的深入调查，杨继绳写出了《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2008年5月，《墓碑》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首次出版，现在已翻译出版了英、法、德等多种外文。
《墓碑》一书出版以来，杨继绳2013年获美国海耶克图书奖；2014年获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2015年10月23日获2015年度瑞典史迪格?拉森奖；2015年12月，被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2016年路易斯?里昂奖。
中共制造3年空前大饥荒 数千万人被饿死
中共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3年的空前大饥荒，数千万民众死于饥饿，甚至多地出现惨绝人寰的人吃人现象。中共对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保密。
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杨继绳《墓碑》一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纪录之一。杨继绳的研究表明，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书中披露，1959、1960、1961这三年其实是风调雨顺，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中共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全国各地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结果农民的口粮被硬挖硬挤。农民上交的粮食不够政府虚报的数目，政府就逼农民把自己的口粮、种子全搭上。农民自己一无所有，最终饥荒爆发，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饿死。
但直至今日，中共仍用“三年自然灾害”来欺骗民众，掩盖大饥荒的真相。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蔡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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