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 系列之二
自2016年5月1日起，大陆开始全面实行“营改增”，即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行业正式纳入，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营改增”的实行，意味着在大陆实行66年的营业税正式退出、1994年之后的二元税制正式结束。
习当局的这个举动，真正触动的是江泽民掌权后遗留下的，中共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方式。江下台后，经济方面留下的一大祸害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是当今大陆房价飙升的直接原因。
分析认为，只有脱离这个体制，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在这个体制内的任何改革，都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营改增”的内容
所谓“营改增”，就是把现行征收营业税的行业和企业改为征收增值税。
“营改增”实行后，新纳入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大约1000万户，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适用11%税率，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适用6%税率。同时，二手房交易的税负将会降低。
照当局的说法，“营改增”目的是减少企业税负，预计今年将减税5,000亿元（人民币，下同）。
1994年中共分税制遗留的问题
江泽民掌权时的1994年，由于缺乏威信，江不得不开始实施所谓的财税体制改革，以达到对地方政府的部分控制。简单地说，就是将由地方诸侯掌握的税收，变成由中央掌握的税收分配制，以打破诸侯原先对地方百分百的财力控制权。
当时，中共把增值税设计为固定资产不允许抵扣的生产型增值税，并将之作为中央税。把营业税设计为针对服务业、建筑业销售收入征税，并将之作为地方税。增值税所得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分别是75%和25%；营业税所得全部归为地方。
大陆从今年5月1日正式全面施行“营改增”后，营业税改成增值税的同时，增值税将改变分成比例，中央和地方各自分成50%。
数据显示，1994年中共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共中央的财政收入比重逐年增加，而地方政府开始出现收支不平衡，而且差额逐年加大。
分税制改革前一年（1993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2%，到1994年年末的时候增加到55.7%，之后多年一直维持在52%的水平。而地方政府1993年的时候收入比支出多60亿，1994年出现收支不平衡，收支缺口（收入抵不上支出）高达1,726.6亿，2000年收支缺口为3,960.6亿，2005年为10,053.5亿，2010年为33,271.4亿。
地方政府缺钱，是其陷入土地财政怪圈的原因之一，再加上江泽民的“贪腐治国”策略，造成了大陆房地产行业的严重问题。
1994年分税制遗留的一个问题是重复征税。
重复征税机制
当时的所谓改革，在税制设计上保留了不少重复征税机制，如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的重复征税、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征收造成的重复征税、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存在营业税的重复征税。
近20年来，中国的制造业主要以低端为主，在设计和营销方面不发达，缺少竞争力。而重复征税问题导致制造业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对于制造业来说，购买服务没有增值税发票，意味着其中所含的营业税不能抵税，也加重了制造业的税负。所以一些与营业税相关的产业和企业，就尽量减少外购服务。
所带来的后果是，现在大陆的科技产业，比如工业设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等，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企业由于税负太高，不愿意扩大经营活动。可以说，江泽民时代的那种税制是中国实体产业受到阻碍的因素之一。
另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价格不断大涨。
大陆房地产价格暴涨的根源
1994年的税收分配关系增强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和房地产的动力。同时，这又是这20多年来工业野蛮扩张、房地产价格暴涨等问题的重要根源。
数据显示，在2011年之前的13年间，中国地方债增加了36倍。在2008年时地方政府负债5万亿元，截至2013年6月底，达到17.89万亿元，但有体制内人士说，当时的实际规模就很可能超过30万亿元。
由于分税制导致的税收减少，从那时起中共地方政府陷入一个发展的怪圈。大陆房地产市场在江泽民掌权的上世纪90年代成形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还债更是成为一种基本的模式。同时，在中央与地方建立分税制以后，中央也同意将卖地收入归为地方政府，用以弥补地方上的财政资金不足。
在这样一种制度框架之下，地方政府通过举债，搞基建、扩张，使得资源全部向城市靠拢。在城市发展了之后，随着人流的增加，带动了当地的房价，又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土地还债。这种制度使地方政府卖地积极性空前提高。而当大量土地通过“招拍挂”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以后，地方政府在政府性债务的扩张上就更加有恃无恐。
这些靠举债得到的、破坏环境的发展，又使得主政的地方官员能因为高速的GDP而被提拔。同时，官员在出让土地过程中，形成灰色、黑色利益链，又能从中中饱私囊。加上江泽民以允许贪腐换取支持的办法，这个模式渐渐成为中共官场过去几十年的通用规则。
中共官员一般只在一个地方主政数年，并不担心摊子烂掉，反正会有继任者接盘。
关于大陆房价的问题，《纽约时报》2012年曾经发表题为《中国房价高在哪里》的文章指，地方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高价出卖土地获利，推升了房价，仅2010年，大陆土地财政总收入就高达2.9万亿，超出预算113%。
以上海的腐败为例，据大陆维权律师郑恩宠撰文表示，从1994年5月1日开始收取土地转让金，2008年之前上海的土地出让收入没有列入财政收支范围，2008年开始列入时，官方承认2004至2007年超过1,500亿土地出让金被列入“小金库”。
另外，2007年落马的原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死党陈良宇就涉及重大土地腐败案件，并且与江泽民两个儿子密切相关。
财新网估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再次下降
习李这次推行的“营改增”，将触及地方政府的痛点：地方的财政收入会再次下降。而地方长久以来依赖的“土地财政”，又在习当局的强力制约下无法直接实行。
2015年全国收缴的1.9万亿营业税收入中，99%以上是归属地方的，如今这一块收入将改为增值税，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
财新网的评论认为，本次“营改增”后，名义上会减少地方政府约3,000亿元的收入，表明本次税改和1994年分税制一样，在结果上客观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这次调整后，也有分析认为，由于收入的减少，地方的事权也会被相应减少。客观上起到中央回收权力的效果。
“营改增”与习近平国家治理的概念
习近平掌权后，提出“国家治理”概念，在政治上除了反腐，并抓捕了大量江派官员之外，还不断从地方回收各种权力。
在经济上，习明确将财税体制定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外界认为，在“分税制”暂时不宜动的情况下，习近平早晚都要推动大规模的财税体制改革。换句话说，对地方权力的再次削弱，对中央权力的再次增强，将在政治和经济上并行。
这次由李克强主导推进“营改增”，被认为是经济收权的第一步。
香港《经济日报》引用财税专家的话称，这是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
也有海外媒体的评论认为，当局之所以推行财税改革，是要保证“中央政府应对危机的财力，包括用军事力量来威慑美国、日本和台湾的财力。”
各地“地王”频出 温家宝或一语中的
触及权贵利益集团的改革，习近平本人也承认是最难的。
2008年3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温家宝或一语中的。
在今年5月地方政府的收入“被减少”之前，大陆一线和重点二线城市的房价出现了暴涨。
今年年初几个月以来，大陆一线城市楼市火爆，成交量也一度暴增。易居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3月份大陆3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2,563万平方米，环比增长133.0%，同比增长82.9%。
今年3月深圳新建商品房（不包括保障房）价按年上涨62.5%，上海则升30.5%。
彭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六公布的数据计算，4月份新房销售额同比成长63.5%至7,937亿元人民币（1,220亿美元）。之前3月份同比跳涨71%。
高盛研究认为，4月中国主要城市房价环比增长1.1%（季调后），高于3月的增长速度。统计局监测的70个大中城市，有63个价格比上月增长，同比数据增长6.9%，3月份增长为5.5%。
分城市类型看，一线城市4月房价环比增长2.6%，3月为3.0%。令人震惊的是，一线城市同比房价涨幅高达28.3%，3月为26%。
当局对此紧急降温。在被多次敲打之后，地方政府在今年纷纷出台楼市的限购或者相应规定。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E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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