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6月23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向众议院多位国会议员介绍他与两位合作者共同完成的、调查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报告。麦塔斯建议美国国务院进行独立调查，基于自己的调查结果进行立法，阻止中共为盗取人体器官而虐杀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
本次国会听证会由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属下多个附属委员会联合举办，旨在审视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残酷行为。
以下是麦塔斯在听证会上的书面发言稿：
大卫·乔高和我一直在研究，写作和谈论关于（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以谋取器官的问题，已有十年时间。记者葛特曼先生采访了我们，然后进行了他自己的研究。
大卫·乔高和我发行了《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这本书是我们所做的研究报告的第三版，是书籍版，与此同时，葛特曼发行了他的书《屠杀》。自从以后，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中国滥用器官移植方面最新著书，进行研究和调查，并就此发表讲演。昨天（22日）在国家记者俱乐部，我们发表了871页的最新报告，这份报告现在已经可以从网上下载了。
这份新报告有7个不同的课题。
第一个课题，我们自己评估了中共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我们过去一直从字面上理解中共官方公布的总体器官移植数量，试图从中了解和确认他们公布的器官移植的数量的来源，然而中共统计的器官移植的数量不一定可靠，我们必须做的，而且我们最终也做的就是我们自己估计中共器官移植的数量。
中共试图隐藏各家医院器官移植数据
我们通过了解和收集实施器官移植的各家医院的数据来进行我们自己的评估，其中有些医院公布他们自己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而那些不公布自己移植手术数量的医院，我们则可以根据他们的病床数量，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的实力，潜在的病患群体，以及这些移植中心的发展速度，技术开发速度，学术论文发表量，和媒体报导量，来了解他们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
我们进行的第二个课题是，即第一个课题的延续，提及中共掩盖真相的问题。掩盖真相是应对不道德行为的一种很普遍的做法。掩盖其罪行对中共而言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是因为我们在处理新数据，最终我们不得不提及中共试图隐藏各家医院器官移植数据的新尝试。
对器官移植量上进行欺骗，限制了数据研究了领域，因为中共的限制影响了我们正在收集的数据量，因此我们无法有把握地说出某个数字，因此我们对于中共器官移植量的估算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而是一个数值范围。
中共对其罪行进行掩盖，加上我们得??到的数字受到限制，以致于我们无法提供一个准确数字，但是我们深信中共医院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而这巨大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让我们进行了这个新报告中的第三个课题，了解这巨大工作背后的驱动因素。
一旦我们开始了解是什么造成了这巨大的器官移植需求量，我们不得不了解中共为了进行活摘器官所建立的一套系统，以及中共一些官员的罪责，而我们的新报告也谈及了这个话题。
第五个课题，我们分析了中共最近宣称的对器官活摘系统进行的改革。中共宣称定期对器官移植采购进行改革，有些说法是真实的，有些不是，因为中共自我们最新发布了报告后已经做了手脚，我们也必须行动来评估他们宣称的改革，并尝试着判断这些说法的真实性。
我们最新报告的第六个新课题是结合了举报人的证据。过去我们趋向于避免重新提及这些证据，虽然我们有这些证据。我们不得不保护我们的举报人的身份。这种保护虽然可以令人理解，却意味着独立的研究人员无法确认和质询我们的举报人。
哪怕不为其他原因，仅仅是为了鼓励其他举报人站出来做证，举报人的证据就应该公开，当然是在掩护举报人身份的情况下公开。
数据显示法轮功学员是塑化尸体和活摘器官两种罪行的受害者
最后，这个最新报告除了器官采购渠道之外，还谈及了塑化尸体的问题，这是我们以前基本上没有提及的问题。我们以前回避触及塑化尸体的问题，因为塑化尸体与我们的研究目标：中共的活摘罪行是不同的问题，虽然如此，但有令人信服的数据显示法轮功学员是塑化尸体和活摘器官两种罪行的受害者，这两种罪行中任何一个罪行也同时证实了另一个罪行的存在。
西方世界没有人目击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但是很多西方人都已经看到了来自于中国的塑化尸体展。此外，中国塑化的人体器官已经出售给了西方世界的医学院和医科大学。这些被塑化的尸体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直接的、广泛的、放眼可见的现实，而为谋取器官而滥杀无辜的活摘器官罪行则不是这种方式。
我们这份新报告的最终结论是，中共令整个国家都卷入大规模谋杀之中，而受害者主要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也有维吾尔族人、藏族人以及家庭教会成员，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得用于移植的器官。
因被盗取器官而遭谋杀的法轮功学员数量远高于预期
中共声称其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于死刑犯和自愿捐赠者，但是就是中共政府过去宣称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都与中共政府自己确认的器官供应源的数字存在着实质性的差距，这个差距是我们得出这些移植手术的器官绝大多数来自于法轮功学员这个结论的数个原因之一。
而我们现在查证的证据显示，活摘器官数量远远高于中共所声称的数量，这个事实指明了活摘器官量与中共政府确认的器官来源之间的巨大差距，而我们以前也认为中共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于死刑犯和自愿捐赠者。而这两个数字之间差距被加大，这令我们得出结论，那就是因被盗取器官而遭谋杀的法轮功学员的数量远远高于我们的预期。
当我们逐一考察医院和那些医生时，我们发现了几个特点。第一是活摘手术的数字。中共官员公布中国每年的移植手术总数为1万人次，但是仅仅是几个医院就能够非常轻松地做到这一点，无论最终的数字是多少，都会比这个官方数字高出很多，甚至成倍增长。
第二点，很多医院的器官移植部门都相对而言较新，或者都有新的器官移植科或器官移植病房。但是如果对于持续获得器官供应没有信心的话，一个医院是不会进行这种开发的，中共器官移植的发展不仅仅是自2001年以来就有充足的现存的器官，而且那些人相信这种器官充足的状态会继续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第三点，从事这大量器官移植手术的是大量的专业人员。在中国，器官移植行业雇佣了大批人员，中共针对器官移植行业的人员和器官移植大楼的投资是另一个证据，证实有大量（充裕）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存在，不仅仅是在前不久的过去和现在，而且在那些将器官移植作为自己的职业的人或推荐别人从事器官移植工作的人看来， 在不确定的未来也将是充足的。
第四点，在中国，器官移植业进行了大量的培训和研究，而没有器官是无法从事这些移植学的训练和研究的。这种大量的研究本身就表明了大量器官移植手术以及用于手术的大量的现成器官的存在。
第五点，大量的专业机构，大量的新建筑，以及大量的器官移植方面的研究都涉及钱，在中国器官移植就意味着钱，很多很多的钱。
当我们把中共所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和医院算进去之后，我们认为中共每年移植手术量达6万到10万次，而且更倾向于是10万人次。而这份新报告显示了我们如何得出这个结论。
赞成：禁止向中国或其他国家从事强迫摘除器官或身体组织的人提供签证
对此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赞扬众议院通过的两个决议案，采取“战略反对掠夺器官法”或“停止器官贩运法”以及谴责中共的国家合法性的强摘器官行为决议，我们赞成美国公布的条款：禁止向中国或其他国家从事强迫摘除器官或身体组织的人提供签证。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众议院343号决议案呼吁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详细分析：非自愿的良心犯所面临的国家批准的被强制活摘器官的行为。我建议，这种分析不应只是一个向我们和其他研究人员所做的介绍内容，加上空洞的中共政府的否认等等。国务院的人权部门，履行众议院的授权，应该得出自己的结论。
让我拿一段历史做类比，参考一下一个不同的问题──奴役，不同的国家──比利时，不同的世纪──二十世纪初，和不同的人──航运公司职员埃德蒙·莫雷尔。
埃德蒙·莫雷尔通过刚果和比利时之间的货物运输得出结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奴役刚果人。运到刚果的货物是枪，弹药和炸药，给了刚果或其代理，没有商业货物送输。而来自刚果的货物则是象牙和橡胶，价值更高。当地人不允许用钱。埃德蒙·莫雷尔问，那么被运到比利时的这些象牙和橡胶在刚果是如何被收购的？答案正是他在1901年首次发布的研究结论，生产象牙和橡胶的人都没有获得报酬。他们是奴隶。
最后的结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一结论并没有任何目击到奴隶的证人证据。这结论只是来自运输记录。他的说法最初遭到官方否认。然而，这是准确的。
在当时，很多人都担心提出这个问题会得罪比利时。尽管如此，英国政府委托他们在刚果的领事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进行独立调查，并于1904年写了一份报告，在3个月时间里，凯斯门特的足迹遍及刚果，他写出的报告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奴隶制的存在。尽管，应该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持续否认这个结论。
当今，在中国， 器官移植的数量与器官来源的数量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异，中共政府称这些器官来源于死刑犯和器官捐献志愿者。正如二十世纪初刚果运往比利时的货物与从比利时得到的货物在价值上的差异。在中国当今所发生的差异与比利时昔日的差异一样，一个独立的调查也同样是需要的。
也许大卫·乔高、葛特曼和我正在扮演埃德蒙·莫雷尔的角色。而国务院的人权部门，由众议院赋予其使命，应该像罗杰·凯斯门特那样去做，做出一个官方调查并制成一个报告。
还需要更直接地反对器官移植旅游
此外，还需要更直接地反对器官移植旅游。美国立法应视器官移植滥用和代理器官移植的行为是境外犯罪。美国立法应强制要求境外所有的医疗机构及医院报告其为美国人做器官移植的治疗和住院情况。有必要设立一条法律，反对美国人成为助长外国器官移植滥用的同谋。保险公司不应支付美国人在国外滥用器官移植的费用。制药公司不应允许那些得到不当器官来源的患者参与药物试验。
当涉及到器官移植被滥用，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我们不仅需要关照需要器官的患者，也要关注器官的来源。杀死一名健康的人，以让一名病人存活，这样做是不合情理的。美国必须尽其一切力量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是加拿大缅尼托巴省温尼伯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则是一位调查记者和作家。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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