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6月22日，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
经调查，中国大陆出现多起案例：多个捐献器官被用于同一位病患身上。有些案例是为同一病人进行三次、四次移植，或者为同一位病人寻求到第8个器官。
这份最新报告的3位联合作者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10万例，从2000年至今可能高达150万例；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以下是来自这份最新调查报告的部分调查案例的内容撷取：
同一位病人 多次器官移植手术
我们看到很多案例出现这种情况：多个捐献器官被用于同一位病患身上，这可能由于出现器官排斥反应或是因为有闲置的器官。有些案例是为同一病人进行三次、四次移植，或者为其寻求到第8个器官。
2006年，一位名叫王光策的首席手术医生发表了一篇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的肾脏再移植的50个案例的医学论文。
在这50个案例中，46例是二次移植，3例是三次移植，1例是为同一位病人进行第4次移植。5例是在原移植后10天内原位重新移植。移植和再移植之间时间跨度为2小时－8年不等。其中， 有5例，第二个肾脏是在移植后10天的时间内找到肾源并再次移植的。
至少有1例，新的另一个肾脏是在2小时内找到的。一些移植手术需要3-4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在中国大陆，如果首次手术不成功，同一个病患进行数次移植手术并非不同寻常。每一年，有很多案例是同一病患进行二次、三次甚至四次移植手术。
比如，天津东方移植中心的沈中阳（Shen Zhongyang） 医生为大陆影星傅彪进行两次肝移植手术。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朱同玉（Zhu Tongyu）为同一位病人进行了第4次肾移植手术。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介绍，中心接收的因移植过程处理不当、操作不规范导致二次移植的病例占器官移植总量的10%～20%。
2006年4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全国肝移植学术研讨会上公开表示:“由于供体来源质量不高、手术适应症把握不好等原因，中国再次肝移植的数量增加。加强对器官移植的规范管理成为当务之急。”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的副院长谭建明曾为同一位病人移植过8个肾脏。据报导，至2014年，谭建明完成了4000多例肾移植手术。
2003年9月，谭建明在上海总医院的一位病人是一位35岁的男子。2个星期内，谭获得了4个肾和其血样，但是都不匹配（作者推测，在摘取移植肾源前，捐献人的地理位置的原因使得进行交叉配血不切实际。） 2004年3月，谭又为这位病人连续获得了4个肾，最后一个肾是匹配的。所以，谭建明为同一位病人准备了8个备用肾。
有一次，一位医生向一位病人展示了一个20多页的捐献人名单，并向这位病人保证，这个名单上很多人（的器官）适合他，只要他继续等待，将获得肾。（注：多个调查显示，中国存在活人器官库，以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为主）
一次器官移植手术演示准备了两个备用肾脏
《中国护士》杂志报导，2005年9月28日，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陪同前中共政治局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干，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50周年活动。
在那里，黄洁夫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当地一位共产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肝移植手术。
黄洁夫一开始是计划进行一次同种异体的（肝）移植， 并且已经准备好一个捐献肝。在对病患的腹腔进行检查后，黄发现病人的肝脏符合做自体肝移植的条件。
（于是），他又为这次演示手术准备两个额外的肝脏－－一个来自广州 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第一附属医院，另一个来自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的重庆西南医院肝脏治疗中心。
几个小时之内，两家医院找到了匹配的备用肝脏。黄洁夫的移植手术从9月29日晚上7点开始，到9月30日上午10点结束。黄洁夫宣布手术成功，不需要那两个备用肝脏。
因为肝脏的冷缺血时间限制在15小时以内，倘若从广州或重庆获得的备用肝是已经摘取好的，那么摘取肝脏的时间和完成移植手术之间的时间超过60小时。由此推断，这两个备用肝只可能来自两个等待强摘器官的活人。
（翻译来自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来源：http://endorganpillaging.org ，P285-P287）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高静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