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问题，北京当局近日正式下发文件。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首个中央地方事权划分方案，触动当年江泽民分税制改革的遗祸。
中共国务院8月24日下发文件《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中央财政事权范围，以及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
中央的财政事权范围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九大领域。
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包括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
长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顽疾
香港东方日报8月26日发表分析文章表示，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愈演愈烈，一直以来“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顽疾，其根本原因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利之争。一方面体现在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独立成王，最明显的是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当时胡温无法指挥重庆。
就在目前习李主政期间，这种现象仍然很严重。因政令不通，李克强曾拍桌子、要求国务院文件七天之内必须下发；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要突破改革的“肠梗阻”。
中央与地方博弈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和责任问题——权利归中央、责任归地方，地方政府懒政怠政，依靠疯狂卖地和乱收费敛财。
此次针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意见，是首先以财税改革来解决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矛盾，但是习李的改革必定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问题 僵持20多年
微信公号“侠客岛”8月25日发表分析文章表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中表现得更明显，此次的事权改革就是具体涉及这个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方面的矛盾，要追溯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时重新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
但是，那次改革遗留了很多问题，主要归结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文章用“财权上移、事权下放”、“有钱的不管办事，办事的没有余粮”来形容这一关系。
分税制改革启动的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3年的77.98%降到44.30%，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69.72%。
1994年即出现收支不平衡，收支缺口（收入抵不上支出）高达1726.6亿（人民币，下同），2000年收支缺口为3960.6亿，2005年为10053.5亿，2010年为33271.4亿。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责任很多，但是钱却跟不上。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遗祸
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和地方的财权责任出现矛盾，其恶果是：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获利，进而导致房地产价格飞涨；地方政府大举借债融资，地方债激增、违约风险上升；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下滑。
分税制改革规定，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划归地方政府。自此以后，地方政府开始更大规模出让土地使用权。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2年，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9.7%上升至42.1%。
而土地财政的后果是，地方政府不断提高土地出让价格，而土地价格是房地产开放商的主要成本，这种成本随即转移给了消费者，房价被不断推升。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导致实体空心化、资产泡沫化。
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还曾表示，地方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官商勾结，存在腐败问题。比如，上海2008年之前的土地出让收入并没有列入财政收支范围。
另外，“侠客岛”的文章还提到，地方政府同时与国有企业互谋利益。地方政府把土地廉价出让给国有企业，企业落户后向地方政府输入大量利益。
除了土地财政获利，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建立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大搞基建和开发房地产，1998年之后的地方债规模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同时地方政府授意国有银行不断给当地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甚至是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以从中获利。
分析文章说，地方政府“嫌贫爱富”的心理直接导致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受到冷落。《国际统计年鉴》201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10.60%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平均水平为5.28%的低收入国家。
公立医疗和公立教育本该属于政府支出的非营利性领域，但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大陆医院将医药负担压在患者身上，而1990年代时任中共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搞出“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教育乱收费从此横行。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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