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方向的最佳指标之一现在是一个政治性指数。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中共政权在加强对它视为“麻烦制造者”的异议人士的攻击。《华尔街日报》称之为镇压指数。
《华尔街日报》报导表示，随着中共当局挣扎应对摇摇欲坠的增长——中共合法性的主要支柱，北京领导人不得不面对实施艰钜，但是必要的经济改革。
同时，政策混乱的证据在增加。《人民日报》五月份引述“权威人士”的文章暗示，中共高层显然在给予经济多少刺激的问题上意见分歧。
随着中共打压潜在的异议人士，中共最近开始对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进行一系列审判。
现在对于中共来说是危险的时刻。它知道，加速经济转型将冲击经济增长，可能将产生社会动荡。
经济转型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挑战而不是经济挑战。它将重新分配经济利益，让经济增长的好处从大型国企流向家庭。
并且这个过程将威胁破坏中共的制度。国企为政权提供资金，给工人提供就业。中共宁愿维持僵尸企业，也不愿意让工人上街抗议。
因此，中共宁愿放慢关闭僵尸工厂的步伐，继续追求不现实的高速增长目标。
镇压指数的构成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迫切加强政治打压。人权律师的困境是镇压指数的主要依据之一。去年，逾300名法律专业人士和活动人士被短暂拘押或审讯，几十人被正式逮捕。审判作秀眼下正在进行。
镇压指数也追踪中共对公民团体的限制，审查的强度，和官媒提及“颠覆国家政权”的“敌对势力”的次数。这个词汇源自于毛泽东时代，是衡量共产党高层偏执狂程度的可靠指标。
镇压指数的一个亚指数可以追踪电视上播出导弹、战斗机和战舰画面的多少。上升的民族主义是政治不安全感的又一个必然结果。
这股政治肃杀氛围让人回忆起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之后不久。并非巧合的是，中国那时候的经济也陷入困境。
公益律师可以凝聚分散的民怨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公益律师成为镇压的靶子，是因为在经济日益窘迫的时刻，他们有能力协调和凝聚分散的民怨。换句话说，他们为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公民提供了维权的方式。这跟列宁式政党自上而下控制社会的本能相对立。
那么这里存在一个矛盾。经济转型可以在不放松社会控制的情况下成功吗？审查跟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互相对立；意识形态教条压制对创造力的自由探索。
中共的政治信号吓坏了私营领域。私营企业创造几乎所有的新增就业，并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私人投资在崩溃，尽管政府下令地方官员为经济唱赞歌。
私人不愿意投资的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全球经济疲软导致回报下降，以及人民币贬值。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中金公司分析师所称的“不确定性陷阱”，也就是人们对于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和实施计划的怀疑。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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