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天亮
在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有一个针对中国文联和作协的讲话，其中提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这句话本身倒没什么问题，而且很象《九评之六》开篇的第一句话“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后续的讲话中，习近平却一方面提及“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长期以来，从共产党的宣传到一些党外人士的反思，都把中国传统社会描述为皇权专制的社会。共产党如此宣传是为了借否定过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来抬高它自己；而一些党外人士的结论，却让民众误以为中共的专制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一脉相承，因此否定专制必须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做起（这些人常常忽略了一点，基督教政教合一在西方曾超过一千年，其专制程度并不比中国传统社会更弱）。
尽管中共和党外人士的政治目的不同，但在否定传统文化上却达成了一致。我认为，中共是有意为之，而一些党外人士则误入歧途。
由于中共把党文化和传统文化，现代极权主义和古代的皇权社会，对儒家和法家的歪曲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是“外儒内法”的错误观点等放在一起搅成一锅浆糊，包括中共内部一些人甚至想通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中共意识形态本土化，很多人也就被各种似是而非却貌似高深的“理论”绕得晕头转向。
本文希望能就一些基本概念加以澄清。这些问题对于已经认清并退出中共的人都不是问题，对于那些对中共报有幻想、甚至想利用权力改良中共的人则是个严重问题。
讨论这些涉及哲学的问题，难以避免学术化的语言。如果读者希望避免冗长的论证过程，我可以先在这里给出结论——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反传统文化的，而且绝无与传统文化并存的可能。
以下从共产党与法家学说的比较；法家学说是否属于传统文化；中共意识形态为何无法本土化；传统文化的重建为何会解体中共等方面加以展开论述。其内容纯属个人观点。
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实际上暗含着一层意识形态的含义，就是把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本土的法家思想结合起来，以其让共产邪恶主义在中国立足。在文革后期，中共在舆论上也是批判儒家而宣扬法家。
在对待先民文化的态度上，中共和法家确有相似之处。法家主张焚书，把过去的书全都烧掉。韩非子说“明主治国，无书简之义，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焚书并不是秦朝建立后才开始的。商鞅在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就明确的主张焚烧《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之言。
毛泽东则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时候的“破四旧”是显性的对先民文化的破坏，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则是隐形的破坏。
一、共产党执政方式和法家理论的不同
中共维护权力的方式跟法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而且法家过去都是在个别的人、很小的范围之内使用，而共产党比法家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远、更加极端。以下兹简单比较之：
1、对法律的态度不同
法家虽然制定的是恶法，但对待法律本身还是严肃的。《商君书》中说，“所谓一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所以商鞅可以去处罚反对变法的太子的老师。
中共的法律则是权力的玩偶，薄谷开来亲手杀人，但判处死缓；一个小摊贩正当防卫误杀城管则要判处死刑。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现在对高智晟等维权律师的迫害皆属此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还有一句著名语录，对着全世界的媒体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2、个人崇拜
法家没有对掌权者的个人崇拜。商鞅、李斯和韩非子都不会让百姓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不会把领袖当神去崇拜；不会“早请示、晚汇报”；高喊“四个伟大”、“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但共产党国家，从斯大林、毛泽东到金氏三代皆是如此。
直到现在，个人崇拜虽不如毛时代那么明显，但将党继续吹嘘为“伟大光荣正确”、“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等，也是类似的崇拜行为，只是对象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组织。
3、宣传、文化系统与伪宗教机构
法家没有自己的宣传系统，而中共建立起中宣部，各级大小党组织都有宣传机构，名为宣传，实为洗脑。
法家没有自己的文化部，没有自己的文联、作协、广电总局、电影制片厂。文化洗脑是中共更不易察觉的洗脑方式。
中共在每一大宗教中建立自己的伪宗教机构，确保在信徒的心中，党比他们心中的神更值得崇拜。
4、教育系统
法家是反教育的，因此主张焚书。毛时代也一度反教育。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了。因此中共的教育机构也承担了一部分洗脑功能，即通过历史、语文和政治教育来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辩护，也灌输一套党文化的话语系统。
同时在理工科教育上，中共偏重于技术的传授，而压制独立思考的能力。将人变成工具而非有社会责任的公民。
二、法家理论是否属于传统文化？
法家作为一种学说，是否属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否是儒家为表象、法家为实质？这也是中共在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中所有意曲解的，乃至把中国历史描述为“儒法斗争史”。
事实上，法家的理论仅仅在秦代短暂地实践了十五年（而且这种实践并不彻底），之后的中国又开始重新探索国家意识形态。在汉武帝即位以前，中国的状态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见《汉书》），也就是说大汉开国六十多年，国家的内部很安定，政府也很富裕，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外交上软弱，四面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宾服，同时在制度上也有很多缺陷。
于是汉武帝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董仲舒则在此时三次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总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基本上奠定了后来两千多年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其中除了人尽皆知的“独尊儒术”主张外，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举贤良、明教化”。
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国为什么并非“外儒内法”。其中“举贤良”使得中国的官员不再仅仅来自于皇室、外戚和功臣三大集团，而是面向全国征召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职，将中国从贵族政府变成文官政府，这种先进的政体比西方早了1800年。法家主张以军功赐爵，建立的是军人政府，这是和儒家根本的不同（顺便一提，法家跟兵家有诸多相似做法，但是把用来对付敌人的一套转而对待同事或人民。而且中国传统文化都知道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绝非常态）。换句话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的选官制度基本采用了儒家，而非法家的主张。
第二就是“明教化”，也就是教育的普及。儒家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孔子自己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私立学校校长兼老师。董仲舒力促汉武帝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学校。他在“天人三策”中说：“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也就是在中央设立一国最高学府，即太学；在地方设立学校，即庠序，以“仁”来感染人民，以“义”来勉励人民，以“礼”来约束人民。这种学校的建立历代都在做，这与法家的愚民政策有极大不同。
第三就是对传统的重视。儒家非常注重历史记载，经学与史学并重。孔子本人也是历史学家，儒家五经中，孔子唯一写作的就是《春秋》，即鲁国的编年史（其它儒家经典是孔子加以整理、编辑和注释的）。历代中国史书都是儒生书写，儒家总是敬拜祖先，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道统，这和法家割断先民历史和文化不同。
在一个历代注重教育、注重修史、以科举或类似的方式（如察举）选官的中国，我们无法认同它是“外儒内法”的。
是的，汉宣帝曾经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但我认为其本意是因为人性中善恶同在，所以应该“德、刑并举”。但用刑法并不等于是法家，美国也是法治社会，但不能说是法家社会。历代皇帝的法律有宽有严，但都不具备法家的核心特征——仇视人性、仇视人民、仇视祖先和先民文化，以及反智主义的倾向。
一种传统是通过教育和生活实践来传承的。作为敌视教育的法家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也不是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也许有人会用到法家思想中那些阴谋的部分，但范围极小，无法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三、其它外来思想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这部分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倡导“君子和而不同”，即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样，但可以和平相处。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一直未遇到大的顿挫，从奠基人周公旦开始，儒家礼乐制度就一直为各朝代所接受（包括秦始皇封禅泰山，也是请儒家学者来指导）。即使在秦代，皇宫中至少仍有七十博士，他们掌典籍、听朝议、备咨询，地位甚高（所谓焚书坑儒，据《史记.儒林列传》所坑之人多为术士。秦虽然可能坑杀了具体儒生但并未禁止儒家思想，直到秦二世，仍以儒生为咨询官）。
由于儒家思想并非一种宗教，因此不象宗教那样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可以想像，中国如果以道教立国，则佛教无法传入和发展；反之亦然。而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得以使道教和佛教各自蓬勃发展）。这使得中国避免出现象欧洲那样政教合一的政体，也使得许多宗教得以传入中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教。
就佛教而言，学者们区分两个概念“在中国的佛教”和“中国佛教”。前者只表示某一种佛教宗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但仍然保留了原始的宗教形态；而“中国佛教”则是本土化了的佛教，也就是把来自印度的佛教按照中国文化加以改良（或改造）。前一类“在中国的佛教”影响力一直不大，或者一度繁荣后就很快就只局限在寺院内的小范围承传，譬如玄奘西行求法后创立的唯识宗大致属于此类；而后一类则蓬勃兴起，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典型的例子就是“禅宗”。
在唐代是，中东的各种宗教都传入长安，包括基督教（当时称为景教）、犹太教，到唐武宗灭佛后，许多宗教才在汉地消失。但到明代时，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当时传教士利玛窦对天主教加以改造，不仅他本人身穿汉服并援引“四书五经”来解释天主教教义，而且也不禁止中国人祭天、祭祖和敬拜孔子。这使得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主义是否有可能加以改造，和中国过去的文化结合而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这当是一些既认为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根本行不通（否则就走朝鲜金三胖的道路了），又不甘心丢弃中共这面旗帜的人所日思夜想的事了。答案是“不可能”。
看不到这一点、不甘心丢弃中共旗号的人，要么是出于一种利益的算计，要么是个人感情使然。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坚持“党的领导”，简直就是把水和火混在一起。
过去外来宗教输入中国时，依靠的是宗教本身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佛教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的时候，最开始并未引起中国人的重视。等到西晋灭亡后，北方被五胡十六国占据，儒家和道家不象汉人统治时那么强势，许多僧人也在此时来到北方。最初高僧佛图澄还主要是以神通来让人信服佛教，他曾让后赵皇帝石勒的爱子石斌起死回生（其事见二十四史中《晋书》的记载）。佛图澄的弟子道安是一位译经师，他主要不是通过神通而是渊深的佛理去弘扬佛教，其后道安的弟子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创立净土宗，此时已是东晋末期。还有一些高僧则与当时的名士交游清谈，让佛教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士人，譬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和东晋高僧支道林等名士聚会后的杰作。
可见外来宗教的输入常常是一个经历几百年的漫长过程。佛教在输入中国时借助了很多道家的词汇，以至于到东汉末期，人们仍认为佛教是道家的一个分支；利玛窦将天主教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所用的“上帝”的名号，也来自于《尚书》和《诗经》。即外来思想经过一定的本土化之后，才能在中国生根和发展。
四、中共意识形态为何无法本土化
从中共和法家思想的相似性比较，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对立。是的，其它宗教也与儒家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在提升人的道德方面所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就道德价值本身而言并无根本的对立。而儒家和法家的对立不仅是方法上的，也是道德上的。
当儒家思想非常强势的时候，中共意识形态进入中国就失去了“法家”这一唯一可能切入的着力点（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算是一次浅尝辄止的努力）。这也是我们看到“五四运动”为何被中共视为马列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打出了一个鲜明的旗号——“打倒孔家店（即儒家道统）”。
事实上，不仅儒家思想和中共的价值体系对立，佛家和道家都是如此。因此中共的意识形态的输入就只能依靠暴力，同时也必须彻底毁掉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传统文化树大根深，中共不得不发起一次次的政治运动。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文化实际上是对信仰层面的阐释，其精髓正是由某种信仰确立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称传统的美国文化为“基督教文化”，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称为“大儒家文化圈”，而在中国内部也有“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分别。
中共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其形式上带有宗教特点，又因其价值观的邪恶而成为一种邪教信仰体系。这方面在《九评之八》中有诸多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中共邪教的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本对立，这一点读者可以参考《九评之六》。
五、恢复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中共意味着什么
文化本来就是一种软力量(Soft Power)，靠的是她自身的智慧和吸引力。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靠暴力强行输入，又靠暴力来强制维系的。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共建立的“党文化”。
从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步骤和手段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既然中共所做的一切都为了维护其权力，它如此暴烈地毁坏传统文化，恰恰是因为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会危及到中共的生存。
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消灭宗教，这就是1949年夺取政权后以镇反和消灭会道门为名的宗教灭绝和改造运动。至1956年，所有宗教都成立了“伪宗教协会”并纳入“党的领导”，中共才开始进行下一步，即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改造，也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当知识分子也被打断了脊梁骨之后，下一步中共要摧毁的就是器物层面，即“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
简单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共破坏文化做得非常系统，从神（宗教）到人（知识分子）再到物（文物古迹），这种精密的计划只能说明中共不是一般的组织，一般的人也不会做得如此周密、条理分明。包括它为什么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一批砸庙的人是在中共的教育体系下长大的，对神佛和报应没有其他人应有的恐惧感，对传统文化也没有任何感情，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干得出来那些疯狂的迫害举动（总体来看，这批人最后也是不幸的，被毛一声令下全部发配农村，回城后错过了结婚生育的最佳时机，随后在改革开放中又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成为企业第一批裁员的对象）。
中共为了在中国立足，做了六十多年的努力，在毁灭传统文化的同时建立自己的党文化系统。恢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党文化就会被清理。中共的罪恶只有在党文化中才能得到一定的开脱。因此当人们以传统的价值理念反思中共所作所为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这个邪教不仅戕害了八千万的生命，更是以毁灭传统文化达到毁掉民族和国家的犯罪集团。这个政权也就会在千夫所指中解体。
实际上，中共作为极权主义政权也无法容纳任何异己，它也就不会容忍中国传统文化与之并存。
站在传统文化或中共的角度来看，结果是一样的——中共与传统文化绝无并立的可能。
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小建议：如果真要恢复传统文化，邀请神韵艺术团去中国大陆演出可也。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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