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璋，北京人权律师，代理过农村土地拆迁、异议人士及大量法轮功维权案件，屡遭当局暴力对待。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失踪”半年，遭非法拘禁至今。
王全璋太太李文足被严密监控、软禁、跟踪、恐吓、骚扰、警告、逼迁、约谈……一年多来，她和其他“709”家属一起，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解决中国律师遭遇的人权危机。“离开梳妆打流氓”是“709”家属维权的一个口号。
王全璋1976年2月出生在山东五莲，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院，大学期间即开始帮助法轮功修炼者维权，为遭非法劳教者提供法律帮助，因此受到山东国保和国安威胁，甚至被限制自由、被查抄。
2012年，因代理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苗福案，遭东宁县法官王传发殴打、谩骂；并遭到上海法官徐敏芳当庭驱逐，以及河北省唐山公安警察的汽车夹击。
2013年4月他在江苏靖江市法院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时，遭法院当庭拘留十天，引发上百名中国律师连署要求公开现场录像并释放，引起大陆与国际媒体关注报导，三天后被释放。
2014年3月28日，王全璋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局七星拘留所，为“建三江事件”中被迫害的律师维权，遭警察暴力虐待。
2015年7月10日，王全璋在709事件中“被失踪”，之后半年生死不明。其代理律师多次受胁迫退出代理。目前王全璋被变相剥夺辩护权，不许会见，不让通信。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709”之后备受株连，被严密监控、软禁、跟踪、恐吓、骚扰、警告、逼迁、约谈，甚至24小时被监控日常行踪，无法自由生活。儿子王广微被禁止入读北京一所幼儿园。
但李文足与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等“709”家属一起，主动邀约联合国、欧盟及欧美主要国家的人权和外交官员会面，积极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介绍709案的情况和影响，希望国际社会帮助解决中国律师遭遇的人权危机。
2016年5月，美国国会举行关于中国的政治管控的听证会，王峭岭、李文足和原珊珊代表“709”家属以视频形式在听证会上发言，指控当局对“709”家属的管制和威胁。
下为李文足女士受访全文。
记者：近两年经常看到您在网上为王全璋律师维权奔走呼吁。
李文足：其实我是不愿抛头露面的，我所期望的日子，不过就是和丈夫各自有喜欢的工作，然后回家里陪孩子，去公园散散步，假期带孩子出去玩一玩，或者去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2011年我和全璋结婚，婚后虽然聚少离多，我还是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
对我来说，幸福的指数还挺高的。我有一个品德特别好、特别优秀的丈夫，有个健康可爱聪明的儿子，家里我的姐姐父母，包括爷爷奶奶都特别善良，对我特别好。嫁给全璋后，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我操心，全璋特别有责任心，平时我只需要把家里照顾好，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就行了。
我感到对我生活的威胁是在2013年，那个时候我儿子才三个月，全璋的电话又打不通了。失联的情况以前也是有的，着急，害怕呀，后来才知道全璋在靖江开庭时被当庭拘留。那次在各种声援下他关了三天就被释放了，我对他的深入了解也是那个时候。
我注册微博去了解他的工作，看微博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无知啊，原来生活是这样！社会这么黑暗，什么城管执法啊，暴力执法啊，拆迁啊等等，我以前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我特别幼稚。看微博让我特别难受，我觉得也做不了什么，全璋可以利用职业帮助他们，我只能可怜他们，什么都帮不了。
太黑暗了，我受不了，尽管我丈夫去帮人维权，去做那些事情，但我不愿意面对那一切，于是我选择了逃避，我不再看微博。那时我还抱着幻想，抱着侥幸，认为那些恐怖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去看，不去关心那些，它就会离我很遥远。
但是没想到，你选择逃避没有用，最后我自己就面临了这样的恐怖，我面临迫害，我需要站出来，需要维权。“709”一下打破了我的小日子，你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709”对我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它改变了我。
记者：有人劝过您要多为自己考虑，应该明哲保身吗？
李文足：很多亲朋好友，可以说大多数人都会跟我说：你要注意安全，你要带好孩子，你为了孩子也好，为了自己的安全也好，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有一次我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说“709”的事情，他说你看你丈夫自己遭受这样的事情，然后进去了，留下这么多苦难，让你和孩子跟着受罪，结果你现在不顾孩子，这样跑去为你丈夫呼吁，我觉得你是对孩子不负责。
当时我就问他，如果毒疫苗事件摊到你身上，如果是你的孩子你怎么办？你希不希望有我丈夫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你发声？我说我现在所做的，为了孩子他爸爸做的这些，是对孩子一个最好的交代，是最负责的。因为等他长大，我可以很有底气地告诉他，当初他爸爸遇到困难时，他妈妈带着他，我们一家人是一起承受的！我觉得我现在所做的，是对孩子最负责、一个最好的交代。
最后他还是劝我，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啊，他还是认为我这样是不负责任，理由是：我们人不是神，没有那么伟大，我们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了，这是自己的丈夫啊，不能说因为危险我就不管他了啊。那如果这个事情落在你头上，你希望你的另一半怎么做？不管你吗？我们确实不是神，但我们是人啊，正常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想法？
过好自己的日子？现在我有朋友也说，我都想不明白了，我就过自己的日子怎么了，我不去说这个政治，我不去招惹你，我躲着你还不行吗？可是，很多受害者都是想在家里过好日子的啊，比如雷洋，招谁惹谁了？都是想过自己的日子啊，在这样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灾难随时可能就到你头上了，哪里有我们自己的小日子？
2016年6月1日，李文足（右）和709事件中同遭抓捕的李和平律师之妻——王峭岭女士在中共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门前举牌抗议。（大纪元）
记者：那您不害怕吗？他处于那么危险的一个境地，是什么支撑您这样做的？如果您做的一切没有结果您还继续吗？
李文足：人都会害怕呀，这一年多我被警察跟踪，被他们从二楼拖下来，被抓进派出所，然后被故意当成吸毒卖淫的那种羞辱，脱衣服检查等等，被警察粗暴地推搡，额头被撞起包等等，这些我都害怕，害怕我还是得做呀，不能说因为我害怕，我就不去管我丈夫了。
其实你说那些律师不怕吗，那些酷刑！谁不怕呀！只是在害怕的同时，他们还要坚守，坚守他的良知。全璋能够坚持下去，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最普通的人、一个正常律师最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他只是良知尚存的一个人，他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害怕他也得去帮啊，他必须走下去啊，就像我今天一样。
我的丈夫被抓，失踪了，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站出来找丈夫啊，不能说你嫁一个丈夫就是为了跟他有福同享，当他有难，你就逃之夭夭了。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就应该跟你的丈夫患难与共，这是一个正常人最本能的表现，我想这是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情吧。我丈夫现在还被迫害、被冤枉，我就要为他去奔走、去呼吁啊，让他早点回家呀。
而且对他所做的事情知道得越多，我就感到更应该为他做事情啊，全璋是为了别人，他为了别人都可以不顾安危，我为了自己的丈夫站出来救他，还不是做人、做妻子的本分吗？！
我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马上见到全璋，或者我现在就能接到全璋打来的电话，我盼望着他立刻就能够回家，能够被释放，但是结果怎么样，他什么时候能出来，不是我能判断的。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去做每一件事情，能为他做的我一件不落地都去做。
王全璋律师遭抓捕前与妻子李文足合影。（大纪元）
记者：作为妻子，最早您知道他做这些事的风险吗？您劝过他吗？
李文足：开始我不了解他的工作，2012年以后他特别忙，基本见不到人影，我问他为什么越来越忙，他不跟我说。后来从朋友那我知道，他代理了很多法轮功案件，他是律师圈里代理法轮功案件最多、最早的之一，而且后来他接的几乎全是这类。
朋友劝过他，因为这有风险，不太挣钱，建议他可以再接些别的案子，毕竟他有老婆孩子要养，有父母要尽责，他又常常因为代理这类案子被打、被拘留。
作为妻子，我当然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希望他平安，我就和他说，咱们儿子才一岁多，你能不能为儿子，为家庭考虑一下？尽量避免一下风险？他当时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告诉我，现在敢代理法轮功案件、敢说话的律师本来就少，如果我再怕危险不去接这些案子，我也不做，大家都不做，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怎么办？
他真的是义无反顾啊，对法轮功案件的投入特别多。有律师告诉我，好像他是挨打最多的。通常就是因为特别坚持就惹怒了他们，法警打他，他不会因为打他、威胁他，他就有一点退缩。
好几次我在家打扫卫生，偶然就在柜子里发现了他在医院拍的片子，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说。后来他被打之后，就有朋友在网上公布，我才知道他挨打了。
被抓前一个月，他在山东又被暴打，据说几个法警打得他鼻青脸肿，后来是有其他律师拍了照片，我才看到他在医院接受检查、满脸痛苦的照片。我心疼啊，我让他发视频给我看看，他不给我看，我发了视频他就挂了，发了几遍他都挂了，他不让我看见他的伤。
据说还有几次他被戴黑头套，拉到一个房间里面，也是抓着他的头撞墙，然后用矿泉水瓶打他的头，每次都打他的头。如果他不是那么执著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他们怎么会打他，你不坚持，你就不会挨打嘛。但他退步之后，那些当事人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了。
他像对待家人那样对待当事人。记得在2010年，他第一次和我回老家，我们家特别欢迎他，带我们出去吃喝玩乐，玩的时候，他一个人坐旁边拉个脸，皱着眉头，很凝重、很难受的表情，我当时不理解他，我家人也有想法。
事后我问他，大家不是带你玩吗，其乐融融的，你怎么这样？大家还以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为什么？他说当时他接了个电话，说有个案子希望他代理，讲出一些情况，他说，没几天了就过年了，你看那人在牢里，没有自由，也许还要遭受什么，我哪有心情吃喝玩乐！
前一段时间我还听说一个事，说全璋有一次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时，他说一句话，那个法警就打他一巴掌，问他还说不说，他还说，就又一巴掌，最后，我听那个律师跟我讲，他被扇了一百多个巴掌，一百多巴掌啊，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擦眼泪）
2016年6月1日，李文足（右）和709事件中同遭抓捕的李和平律师之妻——王峭岭女士在中共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门前举牌抗议。（大纪元）
记者：一般人都认为做律师是一个挣钱的职业？
李文足：确实，一般人认为律师是个挣钱的职业，但我们家没钱。（笑）全璋要是为了钱，他就不会代理那些敏感案件了，比如法轮功学员这些案件都是赚钱很少的。每个月他给我们母子的生活费按时打在卡上。他说，“老婆，等有了钱我就把经济大权交给你。”我说：“我不管，我懒得管你呢，我也知道你没钱，够用就可以了。”我不管家里的经济情况。
靖江出事后那一年，司法局给他压力，事务所不给他出手续，有大半年他接不了案子。开始我不知道，后来他告诉我，我们是靠借钱生活，我当时特别难受，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要跟我说，我就省著点花，少买点衣服，少买点化妆品，你不跟我说，我哪里知道？”我埋怨他不告诉我。全璋不爱表达，但我知道他很爱我们，爱这个家，所有的困难都是他一个人在承受。（擦眼泪）
全璋出事后，有好几位法轮功学员找到我，说以前王律师给我们代理，没收钱，王律师出事，你带孩子不容易，想给一些帮助。从朋友那了解，全璋代理法轮功案，看到特别困难的，就力所能及地免费帮助。
平时和我聊天中，我也知道他帮助了一些人。我见过四川一位大姐，女儿女婿也是四川的，炼法轮功被抓起来关在北京。她家庭条件不好，从四川过来一趟也不容易，所以她让全璋每次会见帮她给女儿存钱。
我记得当时大姐跟他说起这事，说你帮我女儿两次存多少多少钱，是一千五还是二千来着，全璋当时说，“哦！”他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他平时就不太计较得失。后来全璋告诉我，大姐曾打电话表达歉意，说王律师，我现在没有钱，律师费还要拖一拖，等我儿子办完酒席收了份子，我就有钱给你了。
说起这些全璋很难过，他说你看她多可怜，生活太艰难了，他们多不容易！后来我在一篇文章看到，他认为他代理法轮功案件，收多少钱都是多了，按他的话，一分钱都不该收的，但是没办法，他还要养家糊口。
记者：“709”王全璋被抓时您是什么感受？
李文足：其实在2015年7月底我就收到他给我的一封信，说他暂时是安全的，只要他人在外面，他会不定期给我写信，他让我照顾好孩子，不要太担心。那时我就隐约知道可能有什么危险。之前他也说过：如果我出事，你就带孩子回老家，什么都不用管。
7月9日晚上11点多，全璋还给我打了很长的一个电话，他说正在出租车上，出差去另外一个城市，他说想孩子了，去山东处理一些事，忙完这几天就回湖北接我们母子回北京，那时我带孩子回老家一个多月了。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他，电话关机，我预感他出事了，就开始联系他的朋友，知道王宇被抓，王宇跟他是一个事务所的。接着12日央视新闻报导，说锋锐所是一个犯罪团伙，王全璋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了。
开始六个月，我每天都哭，全璋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生死不明。我一边看手机一边哭，我每天都在手机上关注“709”的进展嘛。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的视线模糊了，手机上的字是跳动的，是我哭得太多，那段时间眼睛出了问题。那时特别恐惧，听说广州一个叫张六毛的，到看守所没几天就死了，我怕全璋有不测。
我和峭岭姐（注：李和平律师之妻）一起去北京律协找人，那天我俩都哭了，因为我们害怕，不知道我们的丈夫是什么情况，他们被抓了几个月，下落不明，没有一点消息，太恐怖了。就像失踪的江律师，现在他太太的心情，我深有体会。一个政府怎么能使一个人就这样突然失踪了？没有任何交待？怎么能这样残忍？强制失踪一个人，这对他的老婆孩子、对他的父母、对他的亲戚朋友是多大的伤害啊？！（擦眼泪）
王全璋律师遭抓捕前与两岁儿子的合影。（大纪元）
记者：那您后来是怎么转变得比较乐观的？
李文足：最开始我去各个地方要人，那时很大的阴霾啊，暗无天日，没有一天太阳，还下了好几场雪。律协那儿有一条河，下着雪，我抱着儿子，儿子小脸儿冻得都发紫了……（擦眼泪）我跟峭岭连着找了12天，没有任何结果……真是绝望……（擦眼泪）
他们失踪六个月后，我们“709”家属收到了逮捕通知书，说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关押在天津。收到通知书的时候我们竟然是高兴的，我们终于知道我们的丈夫还活着！（笑）之前我们不知他们的生死，通知书给出了一个消息：我们丈夫还活着！那天看了通知书回家后，我哭了半天，后来我哭够了，我哭了六个月，丈夫还是没回来，哭有什么用？哭解决不了问题！
天津当局逮捕王全璋律师的通知书（网络图片）
所以接了逮捕通知书，我反而一下轻松了：我不能再这样消极悲观，我不能每天都哭，既然我必须面对，为什么我不积极、乐观一点呢？之前我们家属不知所措，加上国保威胁，我们差点被吓唬住了。之后我们家属慢慢联系上，开始一起出去找我们的丈夫。
过去一个人走在路上，去看守所，去检察院，很孤独很难受。现在我们彼此做伴，彼此安慰，相互扶持，我们家属就从悲伤情绪里走了出来。所以后来我们“709”家属给大家展示了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虽然有时我也哭得稀里哗啦，但是我内心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笑）
记者：您怎样对儿子说起他爸爸？
李文足：全璋被抓走时，儿子才两岁半，我没法跟他解释，说警察把你爸爸抓走了，警察是什么样的角色，警察是干什么的，对两岁半的孩子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儿子天天找我要爸爸，问我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我说爸爸出差了，工作很忙，等爸爸工作完了，就回家了，爸爸非常想你爱你的。
儿子知道爸爸经常出差，但每天都会跟我们视频聊天。有几次儿子就把我的微信打开，找到爸爸的微信发视频，然后问我爸爸为什么不接？我说爸爸不方便看手机，正在工作，没有听见……（擦眼泪）这一年多去看守所、去律协要人，我都是带着儿子，我只能带着他。他跟我这样跑，慢慢就有些知道了。
有一天儿子突然问我：“妈妈，爸爸为什么被关在监狱？”我告诉他：“你爸爸是特别好特别好的律师，因为他帮助很多人，现在被怪兽抓走了，这些怪兽特别坏，不喜欢你爸爸做的事。”于是儿子就说，“哦，是这样，那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长得壮壮的，和你一起打怪兽。”我说，“儿子你真棒！”……（哭，擦眼泪）
王全璋律师幼子想念被抓进监狱的爸爸。（大纪元）
记者：您觉得一年多来，您最要感谢的是谁？
李文足：记得最初，我对峭岭姐说，我觉得这重担我挑不下去了。当时峭岭姐就说，你有没有觉得这重担不是你一个人在挑，你看有多少人在帮我们？！是啊，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我想我走不到现在，我非常感谢给我们帮助的这些朋友，有很多是我不认识的，大家在与我一同承担啊。
我最要感激的是律师，“709”刚开始大规模抓律师，全国一片恐怖啊，这种情况下还有律师能站出来，真让我们这些家属特别感恩。最开始我请的是山东李仲伟律师和袭祥栋律师，李律师一个人去天津好几趟找全璋。央视动不动就抹黑、炒作人权律师，说他们为了名利如何如何，不是这样啊。
袭祥栋律师跟我去天津那天，到看守所他们下班了，让我们下午去，我记得好大的雨，特别冷，袭律师带我们就近找了个小饭馆，小饭馆只有两张桌子，他只点了二两水饺做午餐！
在普通人眼里，律师是个很光鲜的职业，很赚钱，很受人尊敬，应该是鸡鸭鱼肉一大桌子，好酒好菜招待，但这些人权律师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全璋出去代理案件，那些当事人请他吃饭，他也很简单，吃个面条啊，或者简单点些菜。
李仲伟律师和袭祥栋律师代理一段时间之后，司法局和单位就给他们施压，不许他们继续代理全璋案，威胁说再继续就抓人，最后他俩被迫退出。当时我特别恐惧，一下没了律师，我不知怎么办，再去找谁？找哪个律师？我很纠结、矛盾：全璋需要律师，但是我找律师就把风险带给他了，那时正是风险最大的时候，我找任何人，都会把风险带给他，我开不了那个口啊。
我就请其他朋友帮我联系。没想到，余文生律师、王秋实律师挺身而出，我特别感激啊！一个多月后，王秋实律师被抓，程海律师又主动找到我，说他愿意为全璋代理。
高压之下，这些律师还能主动站出来代理全璋的案子，他们的勇气和担当真是令人敬佩。
王全璋律师之妻李文足女士近照。（大纪元）
记者：“离开梳妆打流氓”是你们“709”家属维权的一个口号了，还有那个红桶，“‘709’家属同款”、“今夏最潮水桶包”，那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李文足：峭岭姐曾说，她是“离开书房打流氓”，她是独立撰稿人嘛，有文化、有学识，而我不是这样，我说我是“离开梳妆打流氓”，然后峭岭姐就说，嗯，你这个比我那个更好，更适合我们“709”家属。
那时我们决定以后去看守所，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要经常拍照，我们觉得穿那个红色衣服最喜庆了，最能表达我们积极乐观的状态，家属都穿着红色衣服进看守所，他们就会疑惑：你们丈夫都被抓了，你们还这样喜庆？
我们想告诉他们：我们这些老婆没有被吓唬住，没有被打垮！我们为丈夫自豪！但我特别不爱穿红衣服，就提议是不是身上有一点红色的元素就可以了？比如说红色的鞋啊，红色的包、耳环什么的，峭岭姐就说，对，这样也可以。于是之后的每一次行动，我们都会特意随身带上一个红色的东西，我经常就是穿一双红色的鞋。
6月6日我们去天津问案件进展，先是去一个小商品市场逛，买了好多东西，手链、绳子、雨伞等等，都是红色的。后来我们忽然看见好多红色的桶，一摞一摞的，当时我就说，这个桶真好看，颜色真好，要不买几只红桶吧，如果不让会见或把我们赶出来，也没有休息的地方，这个红桶可以当凳子坐呀，于是我们就买了红桶。
接着我们又逛到一个打字复印店，看见里面可以打字，然后我们说，这个桶上面，还可以贴上字呀，很快大家就七嘴八舌了，说了各自的想法，最后我们决定在桶上贴自己丈夫的名字，表达对我们丈夫的思念，还有对他的爱、对他的支持，所以那个桶上就写了“支持你”“爱你”“等你”，这是我们大家的心声。
没想到，我们竟然因为这几个桶就被抓了。警察上来指着我说：“走，跟我去派出所！”为什么？他说我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我说我怎么扰乱了？他说我拿了红桶！我拿了一个红桶，就扰乱社会秩序了！这个红桶居然成为“作案工具”要扣留！（笑）
2016年6月6日，李文足（前）与其他“709”家属在天津市看守所前抗议。（大纪元）
记者：您作为“709”律师家属，也是一直被监控的吗？
李文足：对呀，今天我出来接受采访，一出门口，就被楼下的国保照了相，（笑）天天出门、回家都这样啊。
最开始家属打电话找律师，结果一联系那律师，马上有人就找律师施压：你不要掺和“709”的事！然后大家才知道我们的电话、微信都被监控了。后来有一天，我下楼时无意地一抬头，哎，怎么发现我家单元楼门口那个电线杆上，有两个特别大的摄像头，正对着我家的单元门，我特意去旁边两栋楼看，都没有，只有我家门口装了这么大两个摄像头！
8月2日到5日，“709”案中的四位律师开庭，警察就把我软禁在家，不许出去。我跟国保说，我的孩子这么小，我每天都要带着孩子出去活动，你不让出门可不行。他们就说，带孩子出去可以，但只能在小区里，不能出这个小区。当我刚一打开门，就听见有人迅速地“蹬蹬蹬”跑到楼下，然后就是国保他们在楼门口等著了。
我在五楼，他们专门租了二楼201的房子，每天24小时看着我。那天我就突然闯进了201，进去一看，果然里面放了一个电脑，显示屏上有四个镜头，都是对着我家的！
我从楼下慢慢找，发现我家对面人家的门上有个白色盒子，中间有个黑色的点，我怀疑那是个摄像头，刚好那天峭岭姐来我家，她买了一盒口香糖，上楼之后就用口香糖盖住了那个黑点。过了两天，我上楼时，石景山的国保也一起上来了，他说你别闹了，糊个口香糖也起不了作用，只是把我的镜头弄模糊了，害得我得上去处理一下。原来那真是监视我的秘密摄像头。我说你们干嘛啊，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你们花这么大的功夫！好可笑啊。
从8月到9月，差不多二个月时间，国保严密监控我们，随身跟着我，我一下楼，一下子就上来六个国保。我去超市买菜，他们就把我围成一圈。我说：“你们至于吗？我逃不了，我也跑不过你们，你们这么多人，没必要啊。”我骂他们，我说你们离我远点，你们跟着可以，别离我太近了，我说我嫌弃你们！但他们就这样跟着我！
他们还发动了“朝阳群众”看着我，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我家楼门口搭了两个帐篷，七八个人每天直接就坐在里面，看着我上下楼。
记者：您会把您丈夫的事告诉同学朋友吗？估计大家都知道，都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他的事啊。
李文足：全璋被抓之后，国保跑到我老家那个小山村，告诉那些父老乡亲，说我爸爸有个女婿，就是七女儿的那个丈夫，现在被抓了，是反革命，他们故意散布这些谣言，去抹黑全璋。
所以开始我觉得我的那些同学、亲戚朋友可能不会理解吧，我就在微信上把她们屏蔽了，不愿意让她们知道全璋的事。后来随着对全璋的了解，我觉得全璋做的这些事情让我这个做妻子的挺自豪的呀，我觉得他的事情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怕人知道？我应该让人都知道全璋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新闻就是造假啊。
于是我每天都在“朋友圈”里发全璋的事情，开始大家很惊讶、很疑惑，后来那些我认为不会理解、甚至可能会嘲笑我的同学，反而给我发来支持和鼓励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所承受的这些，一定要把它公布出来，真实的信息，就会使人有一个是非对比和判断吧。其实并不是说中国人有多么坏，有多么冷漠，我觉得他们首先是被欺骗，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知道真相。
因为对我的监控，直接影响了附近邻居，开始我还担忧他们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啊。一天，我家旁边楼的一个大爷，看见我就好远地跟我打招呼，他说：“姑娘，好久不见，你还好吧？”现在这个央视，国内这些媒体啊，完全都是一些不实的报导，很多人是不信的，人都有最基本的是非判断的，大家只是不敢说出来，但是大家心里是支持我的。
王全璋律师遭抓捕前与妻子李文足和两岁儿子的合影。（大纪元）
记者：结婚前，您理想中的丈夫是什么样的？
李文足：我婚前选择丈夫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的人品，人品是最重要的，我按照这个标准找到了全璋，全璋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有责任心，有担当，他还特别特别孝顺。
全璋对他妈妈的那种爱，对他父母的那种孝顺，让我特别感动。他基本上固定每个星期给父母打电话，作为一个大男人，外面的工作压力那么大，那么忙，他给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会说很长时间，语气都特别温柔，特别有耐心。
网上有一个笑话，就是问这个丈夫，如果我跟你妈掉到水里了你先救谁。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变态的问题，怎么会这样？这是没法相比较的呀。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去管，不去孝顺的话，这算正常人么？
2015年全璋曾把父母接到北京治病，那段时间，全璋有时周六晚上半夜到家，早上7点就去大兴看他父母，他也只有这一点点时间看父母。有的时候，他出差回京直接就去了他父母那边，然后再从那里直接出差，经常是我们母子半个月都见不着他！
说实话，那几个月我对他有些不满，不是说他对父母做那么多我不满，而是他对我和孩子有些疏忽，他对孩子陪伴特别少。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孩子还那么小，我们都在一个城市，他出差回来，我们母子俩都见不到他！他的姐姐都说，我们儿子的爸爸是个视频爸爸，他在视频里看着儿子长大！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全璋，但那时确实有些埋怨，现在想起来我很愧疚，我没有包容他，总是埋怨他对我们陪伴少，我对他关心太少了，他全国各地飞，代理案件那么忙，还要照顾我们母子，还有他父母，他遭遇的事都是他一个人承受了，我还埋怨他不顾家！这一年多他不在身边，我每天晚上都会想他，都会想起他的好。等他回来我要告诉他，对不起，以前我是不理解他啊！（擦眼泪）
（采访全文完）
【附】梁小军律师：王全璋律师维权历程
王全璋律师是一个质朴的人，很少言及自己的荣耀与成就。也许是因为我和他的交往时间多了一些，只言碎语间听到他提及自己早年的维权历程和受打压经历，也约略知道了一些他坚持维权的缘由。
高智晟律师曾经在一篇声援“709”被打压律师和公民的文章中提及全璋律师。记得他说全璋律师为法轮功受打压者提供法律帮助比他还早，还曾经到北京来拜访过他。我不知道高律师什么时候开始为法轮功受打压者维权，但我确实听全璋说过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助法轮功修炼者维权，为遭劳动教养者提供法律帮助，并因此而被山东国保或国安威胁，甚至被限制自由、被查抄。
全璋律师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压始于1999年，那时整个国家机器全部运转，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群体极尽打压之能事，一时间，人们谈法轮功而色变。全璋那时候还在大学期间，就能用所学法律知识，站出来为法轮功修炼者维权，不是一般的勇气和胆识！或许在他恢复自由之后，我们可以让他介绍一下自己当初站出来的起因，以及他代理案件的过程和结果。
过早参与维权案件带给全璋律师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还在他太年轻的时候就遭到来自于国家暴力机器的威胁、恐吓和侵害。他曾经告诉我他的东西被抄走过，他曾经被严密监控和跟踪。以至于在后来我认识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外界细微的变化都很敏感，让我觉得有些不能理解。
全璋毕业之后，虽在山东省图书馆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但依然会利用业余时间去农村为农民普及法律常识。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维权活动，离开过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倡导和维护。我不知道他的这种坚持是否和他早年的维权经历有关。
来北京之后，他先在世界与中国事务研究所工作，后来到律师事务所开始做一名执业律师。2010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名不见经传，讲起话来拘谨。我知道他后来代理过农村土地拆迁的案件和异议人士的案件，每个案件都做得专注和辛苦。
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2013年江苏靖江开庭被拘事件。虽受此打压，但全璋并未退缩，反而越战越勇，2014年初，奔赴建三江声援被抓捕律师，再被警察施以暴力。
他说过，他后来不再做那些普通刑事案件和土地拆迁案件，是因为他认为法轮功修炼者更需要法律帮助，而受助者群体的善良和诚信则让他更专注于案件的代理。我也曾听到他对那些委托人说：“对于你们，无论我收多少律师费都显得太多，但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为了可持续的维权，我不得不收费，你们给多少看你们的能力吧。”
全璋律师就像一个空中飞人，整日奔赴在全国各地为法轮功修炼者维权辩护，很少有回北京休息的时间。我知道，他虽然劳苦，但并没有挣多少钱，被抓捕之前一直与妻儿在北京租房生活。
全璋律师一直坚定地走在法律维权的第一线，直至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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