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1年曾发表党校教授的文章披露，在中共乱政之下，大跃进开始前的1957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普遍下降，吃不饱饭的农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有百姓开始怀念“解放前”。文章分析，这种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可能是毛泽东急于开始“反右”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毛泽东不顾人民疾苦，于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了饿死数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
《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曾刊登《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一文。该文作者王海光，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指，19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从文中列举的材料反映，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报刊说合作化增产粮食，这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支持的。从各地“右派言论”中反映，大家都认为这是造假撒谎，纷纷从自己亲身感受予以反驳。毕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大家连同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12年规划，也认为是欺骗人的，并不相信会真的实现。所以，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官方报道，其真实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一般人对上世纪50年代人民生活的认识是：在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恶化的，而工人则是长工资比较快。在1956年工人还普调了工资。但从材料中的工人生活感受来看，这个认识并不完全。工人虽然长了工资，但物价也都涨了，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认识：19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拉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但这个差距的拉大，不是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农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农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长暗亏，由此产生的落差。所以过去一般说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么好，这是和农村生活比较的说法，实际上未必如是。
文章称，合作化使中共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在1957年的鸣放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对比参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动辄与解放前比，有的直接骂到毛泽东、中共和政府头上，表达对共产党领导的牢骚和不满。
文章举例称，浙江象山县的老百姓说：“毛泽东法宝大勿过。当初哄大家分田地，现在又叫阿拉进合作社。……过去给地主做长工吃饭还要愁吗？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美国人一个原子弹炸死。”
江西萍乡县是中共革命老区，流传歌谣说：“毛主席领导好是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主席万万岁，买什么东西都站队”。
新建县流传歌谣说：“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58页。)
许多中共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
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
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从这些“右派言论”中可以看到，中共在搞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让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贫穷的地步。工农群众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又以农民的利益伤害最大，广大民众对此是不接受的。
当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整风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相比那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的煌煌大言，这些来自民众切身感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对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更具挑战意义的。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对这类人心汹汹的民众言论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言论。毛泽东之所以对整风运动紧急刹车，迅速转到了“反右”运动，担心民众会借机闹事造反，可能是比听不得“右派”逆鳞之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文章称，整治民主党派的“引蛇出洞”的钓鱼说，与“蛇无头不行”的法、术、势，实在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也可以说，这些“右派言论”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仅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舆情，也可以对“反右派”运动发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纵深的了解认识。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
上述文章显示，在1957年时，农村已经普遍有吃不饱饭的情况。而1958年由毛泽东发起的“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了1959-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
中共内部解密文件中透露：在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具体数据如下：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而且，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部份地区的统计数字！
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4、5千万人。2010年，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显然，根据各方的研究，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人数应该不低于4,000万。
事后，中共称三年饥荒是因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而根据国家气象局当年的统计资料，虽然那三年并非是风调雨顺，但仍属于正常年景。也就是说，虽有自然灾害，但属于正常范围，而且生长季对于作物增长的影响也没有偏离平均指标。
中共党媒还有说法称，是因为苏联逼债。事实上，苏联1959年撕毁了合同，但撕毁的是只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跟农业无关。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但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发生了一年有余。实际情况是苏联并没有逼债，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而不顾人民大量饿死的事实，还要提前还债。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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