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家祺
人生象一条江、一条河。有的人如同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流入大海，也有的人如新疆的塔里木河，静静地消失在沙漠中。也有的人如同一条小溪，永远安安静静地流动着。
严家其，著名政治学学者，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在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事件后被通缉，流亡海外。
人生也象江河那样有转折。一九四九年，许多人从大陆逃到了台湾，亲人分离、家庭破碎，四十年后，轮到我的人生发生大转折了。这一转折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这个难忘的日子，就像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大峡谷那样，把我从青藏高原带进了印度、孟加拉国的平坦原野。在这之前，我到过欧美许多国家，当时到国外丝毫没有感到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与那些有意识、有准备到国外留学或移民的人不同，“偷渡”香港成了我人生的巨大转折，前后对比是如此强烈，恍如经历了前后不连接的两个世纪。我现在还觉得，我经历了两个迥然不同人生。在北京，我经历的是“垂直人生”，而后来是“平面人生”。在北京，我长期生活在公有化的社会，在后来，则一下子就回到了私有制社会中。在北京，我生活圈子是“单位”，完全不知道“人在江湖”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体会到了，民运圈子，与所有政治圈子一样，都是“江湖世界”。
据在广州接应我们的林道群、李志华两位朋友说,我们本来要在六月十七日偷渡去香港的，这一天，广州黄埔港突然出现十六条封锁线。第二天，也是六月十八日，他们再替我们安排好，至于他们怎么安排的，我至今一点也不知道。我与妻子高皋、社科院一位年轻同事，一行三人，从广州出发，前往海边，准备偷渡香港。我们同行的是两辆车，前一辆是“探路车”，我们坐后一辆。经过东莞、樟木头，在一家旅馆门前停下，我抬头一看，门上写着“阅港旅馆”四个大字。我们下车后，进入了另一辆新开来的车，更换了司机。一个多小时后，在澳头海边停下。
从广州到澳头海边，大概开了四个小时左右。有一位穿着黄色雨衣的人，手里拿着一条烟，带我们三个“偷渡客”步行到海滩，上了一条快艇，当他把那条烟丢向岸上时，没有人说话，快艇就乘风破浪飞速前进，我们的衣服从外到里全部湿透，海水非常咸，蒙住了眼镜。一个小时左右，穿黄衣的人与我们三人登上了一个海岛。我这时才注意到，黄衣人并没有驾驶快艇，还有另一名船工是驾驶员。
严家祺（左4）曾是赵紫阳（左1）推动政改的助手之一。1987-11在中南海紫光阁。
到荒岛上后，黄衣人告诉我荒岛上没有野兽，我就开始四处察看。在沙滩后面，是四、五十公尺高的山丘，陡直而不能攀登。岛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有一处有一个山洞，附近有水坑，里面是淡水。往远处看去，可以见到几个小岛、灯塔。黄衣人告诉我，荒岛叫“□格仔岛”，远处的灯光就是大亚湾核电站工地。
下午七时半，黄衣人与船工开快艇回澳头，说是拿晚饭给我们。这样，在大亚湾荒岛上，只剩下我们三个“偷渡客”。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正是农历五月十五日，在寂静荒岛上看月亮，分外明亮。晚上十二时左右，黄衣人和船工又来到荒岛上，带来了盒饭。荒岛上十分安静，突然，一艘船向荒岛驶来，我们下意识中感到是警察来了。黄衣人向前跑去，用命令口气大声叫对方立即上岸，结果，那艘船掉转头来迅速离去。当一切沉寂下来后，涨潮声愈来愈响，我们就在月光下，坐在沙滩上，面对大海聊天。天色微明，我们三位“偷渡客”登上了一艘大马力船。前面还有几艘船探路，我们不时听到几艘船之间的电话联系的呼叫声。
在大陆与香港水域分界处，我们所乘的大马力船与香港方面失去了联系，无法接通电话。船停在水面上颠簸不已。当一艘船从远处驶过时，船工耽心香港水兵会看到我们，要我们平卧在甲板下。甲板下面非常潮湿，而且还有一薄层水。我们遵命平卧着，透过甲板一条很长、很宽的“缺口”，可以看到天空，随着船只的晃动，我觉得胃在翻动。后来我从报道中知道，曾经有一艘偷渡船把甲板钉死，没有那条“缺口”与外界相通，因为“偷渡客”很多，非常拥挤地聚在一起，时间过长，大部分人就会就在甲板下闷死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就在我们偷渡进入香港的当天，海关总署和公安部发布了《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戒的规定》。规定海关工作人员执行缉拿任务时，非开枪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为时，可以开枪射击。规定自发布日起执行。我们偷渡香港，船上没有武器，也没有走私货物，但在海面停留时，船工要求我们三人把随身带的全部行李沉到海中，衣服口袋里不留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纸张和电话号码。如果我们被捕，就说是随同朋友到海上玩的。我与高皋迫于无奈，把我们的全部行李沉下海底，另一人则不然，他说他带着到美国一大学读学位的文件，绝不能沉下海底，由于他坚持，他的行李没有沉下海底，平安地带到香港。
我无法从开车的司机、快艇驾驶员、船工那里了解到甚么情况，一路上，他们完全不理睬我们，不关心我们是谁，只是把我们看作“偷渡客”而已。
六月十九日上午八时船在香港靠岸，社科院文学所的苏炜前来迎接，由法国驻香港副领事开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住了下来。但苏炜和我们不知道住宅的主人是谁，是在香港的什么地方。我想与高皋一同到香港街道上看看，住处的人说，你们是“偷渡”来香港的，上街就会被警察查问，就可能被押回大陆。
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天，出版我书的编辑林道群陪同我们一位老朋友来看我们，还给我带来了六本书，并送了一千美元。第三天，四通公司老板万润南来看望我们，他是六月六日到香港开会的，原定六月二十四日回北京，但从六月十九日起，北京机场、深圳车站和许多地方都张贴了一份《七人通缉令》，其中有万润南和我，还有包遵信、陈一咨、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这样，他就回不去了。
在住处,有一天，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人带着他女友，就像我在电视连续剧中看到的“大佬”一般，来到住处，记得他叫做向先生,听他谈话，我不能肯定、但感到他是偷渡运送过程的重要人物。
我以为到香港就像到广州一样，在香港躲避几个月就可以回北京。我的儿子在北京上高中，为了不让他中断学业，因此，我带着妻子而没有带儿子一同逃亡。没有想到，我们到香港的第四天，六月二十二日，香港《明报》头版头条刊出了《乔石李鹏觊觎总书记，杨李力主处死严家其》的报道。这一天上午十时，一位中文名叫方文森的法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把我们三位“偷渡客”带到港英政治处的一个机构。我们被告知，不得在香港再停留下去，因为我们是“非法入境”，必须到其他国家去，法国政府欢迎我们三人去法国。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在港英政治处，当时就照他们的安排，我们三人改了姓名，换上了一身他们要我们穿的衣服。我改名为“朱丰”、高皋改名为“白芳”，另一位社科院同事改名为“史英”，口语称“阿丰”、“阿芳”、“阿英”。港英政治处的警察将带着我们三个“假警察”在机场“执勤”，我们每人手里拿一个“对讲机”，做四处巡视的样子。经过一个单向转动门、一个铁门，就到了机场。所谓“执勤”，不过是从港英政治处去机场登机前的一路上，如果有人询问或要检查，要求我们摆出的姿态。实际上，一路十分顺利，我们并没有扮演警察，我们三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偷渡客”，想装成“警察”，也神气不起来，只是装作大摇大摆的样子而已。
严家祺与妻子高皋。
下午七时左右，我们三人在机场等候时，听到广播中刘宾雁在香港说，严家祺现在在香港，在一安全处，这是比刘宾雁本人安全还要安全的地方。在听到刘宾雁广播讲话后一个多小时，我们三人乘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印度新德里停留后，飞往巴黎。我的登机证上的名字是Yip Paul，后来我知道，这是法国一位精通中文的外交官的名字，曾任法国驻北京公使。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想弄清是谁帮助我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整个过程。去年《前哨》月刊总编辑刘达文出版了《黄雀行动》一书，在谈到我“逃亡”的一节，刘达文说：“如今写黄雀行动，许多过程已支离破碎，许多记忆已被历史湮灭。严家祺的逃亡就是一个谜。”“我也想解开这个谜，也无能为力。”
人生转折，渡过难关，要有“贵人相助”。我也开始相信命运。我多年来知道，岑建勋、刘千石、朱耀明是六四大逃亡“黄雀行动”的组织者，陈达钲和他兄弟陈达钳是前线总指挥。但直接策划、安排我们三人逃亡还有其人，我知道陪同我们从广州到海边的是香港朋友林道群和李志华两位，感觉到他们另有联系，但他们至今还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二十四年来，没有人公开谈参与救助我们一事。九七前，我没有去香港。一九九八年，我因参加会议到澳门见过陈达钲，我从澳门到了香港海关，被拒进入香港，遣返澳门。
来源：苹果日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