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一直是负责把握舆论导向，坚持新闻媒体为党服务的一个部门。1966年文革初期，毛泽东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副部长姚臻、大笔杆子刘克林和王宗一同年被逼自杀，中宣部两百多工作人员被下放宁夏贺兰山脚下的“五七干校”，统统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962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受到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的抵制。1966年，毛泽东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
文革后不久中宣部被取消。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职权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兼。
《五一六通知》附件中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红卫兵到各“阎王”和“判官”家造反、抄家、批判。当时在部里的副部长经常被部内外的群众揪斗，有的群众组织还揪着一串“黑帮”（每个人脖上都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我是黑帮XXX”）到街上去游斗。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中宣部九名副部长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1969年的深秋，老中宣部全班人马，在瑟瑟的寒风下，被连锅端到了宁夏贺兰山脉的化建、立岗劳改农场。《红旗》杂志社在陈伯达的把持下，将老干部统统发配到了石家庄市郊的杜北公社南、北高基村的“五七干校”。至此，老中宣部被康生、陈伯达、江青彻底砸烂了。
王宗一全家福
王宗一；毛在中宣部的“一支笔”
王宗一1936年参加中共革命。1950年调中央中央宣传部工作，宣传处(即现宣传局)处长等职务。他曾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注释和宣传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称赞，他是毛在中宣部的“一支笔”。
随之中宣部的正副部长除陈伯达外，一个个被打成“阎王殿”的“阎王”，处长们成了“阎王殿”的“判官”，还有什么“牛头马面”等等。那个时候，给党做工作做得越多的人，“罪”也就越多、越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中宣部被戴上了“阎王殿”的帽子。
王宗一是处长中揪出来较早的，他被打成“阎王殿”的“大判官”、“忠实判官”、“黑帮”、“牛鬼蛇神”，还被诬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
他和部里被揪出来的人一样，被剃了光头，被勒令每天早晨到指定地点站队集合，低头、弯腰、挨批斗、罚劳动，还要唱“我是牛鬼蛇神”的歌自辱。
俞小敏在《我记忆里的老中宣部大院》文章描述，王宗一是一位很有思想、富于文化深思精神的理论干部，但不是政治家。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这不能怪任何人，因为当时所有参与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积极的革命，面对“叛徒”，很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王宗一看到整个社会是那样一种状态，包括在他之前，许多人都自杀了，他们无法预测未来的情况，也看不到前景。1966年9月9日自杀身亡，时年45岁。
姚臻--中宣部副部长
文革前的中宣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姚臻出生于1921年生，早年毕业于大同大学，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
从1960年开始，姚臻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1966年他参与“二月提纲”的起草，又参与起草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的起草。
文革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在批中宣部的大字报中，说他是阎王殿的“阎王”。康生污蔑他是中宣部派到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并派他的秘书李鑫到中宣部的批判会上对姚臻进行恐吓、诬陷，结果姚臻于当天晚上上吊自杀，终年45岁。
图：右戴新疆帽者为刘克林
刘克林--中宣部有名的笔杆子
刘克林1924年生，时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干部。1966年8月自杀，年仅42岁。当年，他的文字铿锵有力，是中宣部有名的笔杆子，也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主要执笔人。
刘克林的儿子刘自立回忆父亲在自杀前的情景。从1966年7月份中宣部副部长父亲的顶头上司姚溱自杀以后，父亲的精神已开始变做游魂。他寝食不安，茫然四顾。
父亲终日失眠，在屋里不断踱步，苦思以虑。1966年8月6日午，暑雨如缕。父亲给我留下一摞薪水，忽对我说，“凄风苦雨啊......”
黄昏，事情终于发生了。父亲从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坠楼而下，撒手人寰。
俞小敏在《我记忆里的老中宣部大院》分析，刘克林之所以自杀，是他深知中宣部是党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是党的核心的部门，他太清楚在核心部门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后的下场了，他的上级姚溱就是因为康生的一句话而被迫自杀。
他多年在中宣部工作，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运动”，亲眼看到了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为什么红的像烙铁，毒的像异蛇，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因为种种“罪名”受到的打击及其下场，他都历历在目。选择自杀，看来是他最好的解脱了。
中宣部两百多人工作人员被下放宁夏“五七干校”
1969年中宣部实行军管。7月，军管组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关于干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宣布中宣部全体干部，一律要到宁夏“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从此，中宣部的200多干部们，在宁夏贺兰山脚下的化建、财贸两个地方，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五七干校”生活。
宁夏的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常年气候变化无常。本来是回族地区牛羊很多，但在银川却买不到羊肉。干校所在地，是距银川百多里外的贺兰县的一个空闲下来的劳改农场。劳改犯都呆不下去的地方，干校却在那里安营扎寨。除了有十余排破旧草屋，一片荒凉景象。
在化建有家的分2间一套的住房。单身3个人共住一套。在财贸农场二连的中宣部干部全是男性均住集体宿舍（军管组除外），这里夜间鼾声此起彼伏，空气污浊，臭味熏天。顿顿是白菜煮豆腐，大部分是吃窝头或馒头，很少吃米饭。十几天才能吃一次肉。当时，年老体弱多病的照顾不去大田（即水稻田）劳动，而安排在菜地种菜，除草施肥。
每天都是日出（饭后）而作，晚饭时归队，几乎是一天到晚在地里，累得筋疲力尽。
原来宣布的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村庄离干校较远，见不到农民，只是请过一两次农民（每次两三人）到干校来讲生产情况。
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代之以抽时间就安排对“走资派”一个一个地进行批斗，交待“罪行”，以便对每个“走资派”定性结案。
熊复犯心肌梗塞倒在贮菜窖口
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吉伟青回忆：随他们这批“黑帮”下干校的人员中，有两个中宣部副部长，一个是熊复（原中联部副部长），一个是刘祖春（原华北局宣传部长），他俩调到中宣部，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革命”小将打成“保皇派”、“走资派”，和“判官”们一起集中到市委党校接受审查，然后与我们一起到干校劳动改造。
1968年初冬，一车车大白菜从贺兰县城和立岗镇运到干校大食堂广场上，准备往早就挖好的一个很大贮白菜的地窖里搬。军管组发出指令，革命群众押着“走资派”，分成两班，轮流把大堆白菜倒腾到菜窖里。
在第一天运送大白菜的我们这个班的前头，突然倒下一位老者，他就是患有心脏病，而且心肌梗塞过两次的熊复。只见他卧在地上，脸色苍白，口吐污物，浑身抽动。当时场内一片混乱。校医给他含上硫酸甘油，然后让车紧急送往银川医院抢救。
他的家属在现场哭着说：熊复这是第三次犯心肌梗塞了。他这样的病人，根本不能到干校来，更不能参加运送白菜这样的强劳动，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熊复躺在吉普车里，颠簸几十里转到银川医院。生命垂危，经抢救，在银川住了一年多，一直未治好。
1972年的8月份，中宣部全体干部从五七干校全部撤回北京了。
来源：阿波罗网吴莉亚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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