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儿子老鬼在《铁与血》一书中记录了自己身在中共干部家庭中对大饥荒的回忆，红色大作家杨沫不仅吃不饱，她丈夫饿得身体浮肿，孩子回家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饥荒中饿死的人数成为中共的“国家机密不敢外泄，但是通过中国自己发表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显示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数超过四千万！
老鬼《铁与血》微博截屏
《青春之歌》红遍了全世界，还让众多的中国年轻人积极加入中共，然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像杨沫儿子所说饿殍遍野。1958年1月出版的杨沫《青春之歌》当年发行量121万册，在以后的两年里，小说的销量一度达到四五百万册，并被翻译成日语、英语、法语、越语、朝语、俄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德语、印尼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尼亚语、蒙古语、乌克兰语、世界语以及藏文等文字。
经过了大放“粮食卫星”和“大炼钢铁”等的大跃进，中国在1959到1961年经历了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共教科书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老鬼和杨沫
据2010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老鬼《血与铁》一书中披露，杨沫和他先生马健民及儿子都吃不饱饭。老鬼说：“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事实上，父母也确实吃不饱。多年后，我从母亲的日记中获悉，当时父亲被饿得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目眩，根本就写不了东西。因此他们指示施阿姨（保姆），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
母亲有时候会指示施阿姨（保姆）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瓶子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一两。”
老鬼回忆当时党媒等报纸上曾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营养比真黄豆、真猪肉、真蛋白还高……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
一时间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水沟里绿绿的、毛茸茸的、脏兮兮的污物顿时成了宝贝。他说，他对小球藻也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更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
文中还说，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还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他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把胃的体积勒小。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人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再用水涮涮，将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进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老鬼还披露当时尽管在北京大街上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过年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学校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他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离晚饭时间还很长，什么也没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钟点，脑子里总离不开与吃有关的念头。他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营养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如果这个发明成功，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还千古不朽；大饥荒到来，工厂只要多生产一点儿这样的药片即可。
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暴露大饥荒死亡人数
根据《中国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中共自报人口普查数字列于下：
年底人口(万)增长率(0/00)统计局公布增长率(0/00)年度人口增长(万)
195865,994
195967,20719.7410.19+1,303
196066,207-14.88-4.57-1,000
196165,859-5.26-3.78-348
196267,29521.8026.99+1,436
196369,17221.8933.33+1,877
196470,49919.1827.64+1,327
即使根据以上有所隐瞒的数据来分析，如果说1962，1963，1964几年每年人口增长是正常的话，则当时正常平均人口增长数应为：(1,436+1,877+1,327)/3=1,513(万人)，但60年人口却减1,000万；61年减348万，则这二年人口死亡人数应为1,513X2+1,000+348=4,348(万人)，也就是在这二年已经有4,348万人因饥饿而死，中共仅在1960年和1961年就致使4千多万同胞冤魂不散！
这个数字比在中国49年以前五十年中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总和还要高出几十倍。
小说家陈登科在《故乡行》中描述1960年的凤阳县是“房屋倒塌，树木光光，不分男女，大多数手拄木棍，歪歪倒倒，满眼是浮肿病人。听到的全是哼声、怨声、诉苦声……”。又如安徽一士兵在1968年讲：“大饥荒时我正在上小学，59年11月小学散伙，到第二年麦子收获后再上学时，同学已死了三分之一”。安徽一公社书记给毛泽东写信说：“有的村子几乎没人了”。作家白桦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采访，共有639村人已死绝、固始县有400多村子无人烟。
根据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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