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和元
本文作者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韩和元
第一节杜琪峰与华尔波尔们的愤怒
关于投机泡沫对消费和创业的挤出效应，已经得到了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对于扭曲人们的价值观，显然认识不足。事实上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这比对消费和创业的挤出所带来的伤害远要大得多，且这种改变将会是永久的。
2016年3月，一则关于房市的新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新闻说，某上海的买房者于2015年6月份买入一套房产，到2016年3月时房价涨了500万。新闻说，在这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这位购房者的收益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七八十。[1]如果按照其后上海房价的走势，到2016年9月时，这个收益率应该超过了100%。也就是说，这位购房者于短短一年时间里，他的房子涨了足足六七百万有多。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A君月纯收入为17000元，那么他需要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干上30年。而有关数据却显示，2015年上海的平均月薪为6774元。[2]也就是说，辛辛苦苦努努力力的干上30年，甚至更长时间，还不如买上一套房。确实，于这样一个泡沫化的时代，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这是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必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3]
“干30年不如买套房”，事实上已经成为很多购房者的内心写照。这句话也足以使那些相信勤劳可以发家致富的人为之气沮，它也在提示着人们，上班不如炒房。但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Sismondi）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里所强调的：“劳动和节约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和单独个人一样，都永远是正确的，并且是财富的源泉。”[4]可现实却是，在炒房赚钱的诱惑下，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说法，实在显得有点苍白无力。
从2015年12月开始，中国的楼市吸引了太多的关注，人们呈现一种疯狂的状态。事实上早于2011年，香港知名导演杜琪峰也曾感慨过，他说：“这个年代，房子每天都在涨价，涨到我都要说粗话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问我卖不卖房，买不买房，要是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还有心情工作吗？这样下去，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未来，小孩会怎样？”是啊，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长此以往，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希望的。
飙升的房价，对很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误导。这于国家于民族而言绝对非富。长远的健康发展，都不可能建立在过度的资产性繁荣基础上，实体经济的坚实，才是根本。从社会价值来说，劳动致富，实干兴业，创造光荣，永远应该是主流；资产性获利，只是一种补充；不劳而获，热衷投机，则可以说是一种羞耻。全民炒房炒股，甚至巨量金融资产转战楼市股市，绝非国家稳定健康发展之福。由于投机兴风作浪，少数城市房价失控，使得国人一房障目、变得短视，也使得社会资本和聪明才智的投向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事实上早于1634年，郁金香热时期，荷兰人就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对那些郁金香的占有上，人们甚至连当时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人口问题和工业问题，都置之不理。也正是因此，当时的世界霸主荷兰就此与第一次产业革命擦肩而过。为此，钱塞勒表达了他对这种癫狂和扭曲的愤怒。在《金融投机史》一书里，当他谈到荷兰郁金香热时，他这样写道：
住在莱顿的植物学教授埃夫拉尔·弗斯提亚斯非常厌恶郁金香，只要一看到就会用手杖打个稀巴烂。因为它能让人不劳而获，所以这场投机泡沫违背了加尔文教派的工作伦理。正如“真心话”在《对话录》中发出的质问：“如果能够以这种方式赚钱，商人还需要苦心经营？冒险家还需要冒着无比的风险，跑到海外去销售商品吗？孩子们还需要学习技艺吗？农民还用得着在田间辛勤劳作吗？船长还需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谋生吗？军人还需要为了那点微薄的军饷而去干冒生命的危险吗？”[5]
南海泡沫时期的罗伯特·华尔波尔（Robert Walpole）显然也持有相近的观点。这位后来为南海泡沫收拾残局的政治人物，早在英国国会下院讨论“南海方案”之际，就曾大声疾呼表示反对，他所基于的理由是：“这将会是扼杀我国工商业天才的一次危险的股票投机行为。它会像危险的恶魔一样，使人们沉睡在财富从天而降的幻想之中，不再相信踏实的劳动，它会把人们引向歧途。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无比邪恶的，它只会让大众陷入长时期的疯狂而不能自拔。”[6]
1986—1990年股市大泡沫时期的中国台湾就是典型的例证。当时，牛市带来意外财富，让台湾地区各阶层都沉迷其中，许多人离岗跑去炒股票，造成产业劳工短缺。唾手可得的意外财富让很多人无心工作，股市当时是9点开盘，12点收盘，炒股的太太们在收盘之后，先找一家像样的餐馆吃饭，下午就去唱歌、跳舞、逛百货公司。事实上2015年股市疯牛时，中国 大陆亦是如此。在股市向好的那段时间里，朋友圈常常被“股市那么火，我想去看看”“回家炒股”等辞职申请刷屏。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人人都辞职去炒股炒房了，那么敢问谁来工作？如果企业再没人工作，企业又如何能正常运转？企业如若不能正常运转，社会财富如何制造？同样，如果学校里，教授不再授课，学生不再上课，那么人类的文明又该如何传承？人人都不安所业，最后这个社会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呢？关于这个景象，事实上大家是可以试着想象一下的！！
第二节不务正务的企业
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大量的企业。辜朝明在他的《大衰退》一书里曾提及，“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资产价格以骇人听闻的颓势暴跌，极大地破坏了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7]从这里可见，当时日本的企业也是积极投身于炒股炒房的投机运动中的。是啊，于企业而言，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只是一个企业在研发、市场和质量把控上都不肯投入，怎么会有可持续的竞争力？这种少投入甚至不投入，力求从实业中抽走资金的收割战略，不仅发生于泡沫时期，泡沫破灭后仍然是如此。我们且以日本为例来予以说明。
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产品和服务是竞争力的主题，也就是说，所谓的竞争力，其实质是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竞争的能力。由此，也可以说，国家（区域）竞争力是建立在其企业的竞争力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所在地的企业具有竞争力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也就自然上来了。美国之所以能取代英国，跟卡内基钢铁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摩根银行、通用电气公司、福特汽车公司、IBM、微软甚至今天苹果公司的成长不无关系。同样，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也跟松下公司、三菱公司、丰田公司、索尼公司等企业的发展不无关系。
同样，这句话反过来亦可表述为，当一国（地区）企业的竞争力明显下滑，也就意味着该国竞争力也处于下行的态势。今日的日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知道，日本的消费电子产业，是驱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但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个词就能够形象地说明，那就是：全面沦陷。
如果把一年一度的上市公司年报发布比作一场电影颁奖礼，那么2014年的“金酸莓奖”（GOLDen Raspberry Awards）当之无愧的得主应是这三个倒霉蛋——夏普、索尼、三洋。据报道，处于困境的夏普正面临全面降薪以缩减成本，无独有偶，三洋更被曝出将退出历史舞台，着实令人唏嘘。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014年3月底的财务季度中，夏普净亏损超过1000亿日元。索尼的日子显然也不好过，日本媒体更是形容其为亏损已成常态。据有关资料统计，索尼在近7年内，亏损额达1.15万亿日元。但这两家显然还不是最悲催的，最悲催的大抵要算三洋了。三洋电机最后的股份将于2014年3月31日正式转让生效，接手方为一家投资基金。这家巨头的衰落从2007年就开始了：2007年5月，通用电气获得三洋电机信贷公司全部股份；2008年11月，松下宣布收购三洋电机；到了2010年8月，松下获得三洋电机80.77%股份，之后将三洋完全子公司化；2011年3月，拥有57年上市历史的三洋电机从东京证券交易所退市。如今，三洋已成历史。麻烦缠身的日企显然不止这三家，近几年，日企的颓势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的企业竞争力下降得如此之快，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其产业的转型升级（爱基,净值,资讯）？毕竟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大崩溃后，日本深陷失落已距今20多年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根本看不到它能够走出衰退的任何迹象。
对于日本的衰退很多人提出了解释，主流的观点是，日本的衰退是“广场协议”造成的，日本国内的主流看法都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冲着日本而来的，是美国胁迫着让日元升值的，美国想通过牺牲日本，来解决自身的“双赤”问题。
但从经验事实来看，这一观点并没能获得充分的实证支持。德国和日本最具可比性，盖因两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制造业都对两国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很快，且都于20世纪60年代相继成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
“广场协议”中明确规定，不仅是日元，德国马克也应大幅升值，事实也是如此。由此可见，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本，还有联邦德国。更要紧的是，其贬值幅度也非常相近。所以，那种日本为美元贬值单独买单的论调是颇值得商榷的。
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我认为其根源可追溯到1986—1990年的日本大泡沫。泡沫使企业家价值观的严重扭曲。我们知道，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要素，就是企业家的才能。但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们将自己的精力全都放在了赌博投机上，哪还有精力来做好企业？即使泡沫破灭后仍是如此，只是企业主所持的心态不同罢了。前期是预备通过收割战略来筹集资金再去投机，而后期则是求存。
这一轮升值泡沫不仅给日本带来了一场繁荣幻觉，也给它带来了巨大的财政亏空。随着泡沫的崩溃，在日本，企业、个人都因股票和房地产一事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面对战后最严峻的经济形势，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宏观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长期维持的零利率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自1992年3月起到1998年11月止，日本政府就先后推出了11次刺激经济回升的景气对策。更重要的是，1998年11月的应对远不是应对的终结，而仅仅是新一轮的开始。但结果呢，除了无补于事之外，只是徒添了许多的伤害。
欧文·费雪、辜朝明都曾指出，很少有企业会在面临严重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时，还会将企业的目标设定为利润最大化。事实是，恰恰相反。早在1933年，基于对当时的金融危机的分析，欧文·费雪就明确地指出：“当高度负债的个人和商业（0.21-1.88%）机构陷入金融困境时，他们通常不是进一步扩大投资，而是都会选择卖掉资产用来偿还债务。”辜朝明也认为，这个时候任何一个负责的、诚信的、理性的企业，都会将企业的运营目标从原来的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以保障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不至于进一步恶化，而至企业破产倒闭。
上述观点在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得到了最好的证明。这些企业和个人，为修复其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表，而不得不努力归还债务。也正是因此，在1995年时，日本将利率降到了0，但无论是日本企业还是个人都没有增加借贷。相反的是，当这些企业和个人赚到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加大对科研技术和市场的投入，而是加速还贷。“到2002年和2003年，日本的净债务偿还额，已经上升到每年30万亿日元以上的空前规模”[8]。
为了努力偿还债务，尽快修复糟糕的资产负债表，这些企业就不得不拼命地节衣缩食、控制成本。如此一来就自然对其经营行为中的科研、市场乃至于质量的投入，都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长此以往对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怎会不造成巨大的伤害呢？！
于第一个失落的十年期，日本企业还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大量利润，并用它去偿付当初因赌博经济而落下的亏空。但当日本步入第二个失落的十年期时，这种危害就开始全面凸显出来。
对于2010年的丰田危机，《国际商报》的汽车主编何仑就认为，丰田汽车不顾一切控制成本的思想导致了那次全球性危机。他说：“很多丰田车没有经过现实的路试，只是进行实验室里的模拟实验。其实很多车子问题在实验室里是发现不了的。丰田的新车上市时很少宣传自己经过多少公里的路试，因为路试成本太高了。”[9]丰田汽车的问题显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其他的很多日本企业情况也许比它更糟，松下、索尼的亏损正是这一结果的具体表现。
第三节深圳老板的无奈和东莞老板的不幸
这样的情况再度发生，只是国度由日本变成了中国而言。
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中国A股有1305家上市公司有投资性房地产，投资规模合计达到5951亿元，占两市2947家公司的44%。一个企业不肯在研发、市场和质量把控上投入，而是将资金从主业部分抽走，拿去投机炒房，这样的企业会形成核心竞争力？这远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炒房最赚钱，干脆关厂买房。
王先生是一位有着20多年创业经验的企业家，最近他开始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他是做实业的，是家生产型企业，有近300个员工，其主要客户是那些国企和上市企业。按照现在深圳的工资水平，加之他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员工待遇自然要好，现在员工的月平均工资5000多元，加上各种保险和公积金，他每个月要承担每个员工6000多元的成本。就人力资源成本一项，他每个月的开支近200万元。外加厂房、电费、水费、税费和各种公关费用，每个月的开支超过300万元。这300万元的费用属于典型的固定成本，是不管刮风下雨都得支付的。
但问题却是，虽然他的客户不错，放到过去，这是非常好的业务。但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当下，这个过去看似很好的业务，却成了他的痛苦来源。客户的回款越来越慢，账期越来越长，按照正常的财务算法，原来平均每笔单有36%的毛利，这是相当不错的行业和收益，但是现在客户的款回不来，账期从原来的一个月一结算，变成现在半年一结算。也就是说，产品生产出来了，也卖了，但货款却迟迟不得收回。
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王先生不得不自己大额垫资。他自己估算了一下，就2016年上半年，他已经垫付了三千万的货款。而且根据现在的形势，只有可能越垫越多。这让他倍感压力。
原本他认为只要自己坚持过了这段艰难的时期，好日子就会到的。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日益紧张的资金链，让他自然而然的想到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并不简单，当他去银行咨询贷款的时候，银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房产吗？在当下的深圳，相对于房产而言，公司的经营状况和项目本身根本算不了什么，就算你是乔布斯，拥有最好的手机产品，如果他在中国，依然是一毛钱也贷不到。王先生只好将自己住的房子抵押到银行，花了很长时间，终于贷到了八百万，这样才使得公司业务正常运转。
王先生说，他累了，当下如果还要坚持做实业无非是找死。他的打算是，等今年将所有的款项收回，便不再扩大生产，而是预备慢慢地将原来工厂里的员工分流，再将工厂关闭。对于未来，他给自己拟定了两条出路：一是退出实业，把实业交给国家去做，自己也从事投机投资，做轻资产的买卖；二是变卖家产移民。王先生最后会如何选择，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三年以后，中国又少了一个踏踏实实做实业的老板，同时，或是多了一个炒房的炒客，或是西方多了一个消费的富翁。
但唐老板则不同，他的选择非常明确。这位唐老板就是前面提及的华夏时报新闻里的主角。他是一家工厂位于东莞的灯饰厂的老板，在工厂最忙时，他曾有100多名员工。而他工厂的订单多数都来自于国外市场，忙碌时他的工厂车间连续几个月都处于加班状态。“后来生产逐渐下滑，加班很少了，一是订单减少、价格下降没钱赚了；二是员工工资一直在涨，减少员工又导致订单主动减少，还要倒贴钱来发工资，你说不关门干什么？”唐先生感慨道：“忙得焦头烂额收入还不够给员工发工资，还不如早些上岸解脱。”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先生于2014年下半年果断关掉了他的工厂，回到了广州的家。
他资金终归是要寻找出路的，干什么好呢？他意识到最好赚钱的还是买房子。碍于广州限购，这位前企业主不得不动用了其亲人的指标，前后陆续买入了4套大房子。“幸运的是买了房，不幸的是没买更多。”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前企业主笑着说。“我辛辛苦苦做了十多年工厂，还不如买了几套房子赚钱。做企业赚钱后要不断加大投入，竞争大压力大，连觉也睡不好，买房子躺着也能赚大钱。”
这些例证无不说明，在与高房价共舞的氛围中，企业主越来越短视——人们梦想通过不劳而获大发其财，这也扭曲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主热衷于资本运作而忽略实体经济，这种金钱游戏没有工业的那种劳动生产率，从而会逐步的削弱企业的素质。就是说，企业如果只期望通过金钱游戏来谋求近期利益，那么它必然会失去发展活力。而社会如果只期望通过金钱游戏来谋求虚假繁荣，那么它就会失去发展方向，从而给社会经济，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破坏。
来源：金融界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