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总体比例还不高，其中大部分属于中产过渡层和中产边缘层。社会分层研究专家、清华教授李强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中产阶层占样本比例的19.12%，但73%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边缘状态。
这项名为《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的研究（下称“研究”）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2月刊上，采用“国际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ISEI）方法，非以单纯的收入计算中产，而是将所有职业都转换为一种地位指数，然后量化确定每一个人社会地位，测量中国中产规模与内部结构、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职业构成等。测量使用“六普”“长表”数据1%的抽样样本，针对16岁-64岁间有职业的人口，总计样本量为683291人。
研究还显示，城市规模越大，下层群体所占比例就越低，中产以及中产“核心层”所占比例就越高。
“在城市的发展中，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总是恐惧大城市的发展，担心大城市的发展会带来‘城市病’。”李强认为，从东亚经验看，在人口数量大、密度高的社会，发展以大城市、城市群为主体城市布局，符合一般规律，与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橄榄型”社会的战略完全一致。
何为中产过渡层与边缘层
研究将 ISEI得分67分和67分以上定义为社会上层，将得分41分至66分群体定义为中产阶层，将得分16分至40分定义为下层（目前社会地位得分最低是16分）。中产过渡层分为两种，一为下层群体中与中产联接的群体，ISEI分值为38分-40分；二是位中产阶层中处于边缘位置、与下层群体链接的群体，ISEI范围在41分-45分，这一群体也被称作中产边缘层。文章的重点考察对象是后者。
测量显示，中国上层比例为5.62%，中产层为19.12%，下层为75.25%。其中，下层群体中与中产联接的过渡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4.4%，而中产边缘层为13.90%，后者占整个中产阶层的73%。
李强分析认为，38分-40分的过渡层群体主要职业是服务业辅助人员（饭店旅游健身娱乐场所服务人员）、卫生辅助人员、生活辅助人员、维修检修人员和值班人员、印制处理人员、治安保卫人员、设备安装人员等等；而41分-45分的过渡层群体主要职业类别为购销人员、营业人员、推销和展销人员、各类销售人员、办事员、普通办公室人员、各类产品与设备维修人员、多类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等等。
“通过对于这两种不同类型过渡层的分析可以发现，两个阶层社会地位的状况确实差异不大。其实所谓中产和下层是我们人为的划分，处在边缘、过渡、临界位置上的社会群体，其实是同一个社会阶层。”李强表示。
李强认为，在这类群体中，最值得的关注为经营销售群体边缘层、技术人员队伍的边缘层、普通办事员及行政人员的边缘层、服务人员边缘层等四类职业群体。他表示，这类边缘中产的社会地位极其不稳定，亟需就业、生活以及社会权益方面等政策辅助。
大城市利于推进“橄榄型”社会
研究还显示，城市规模越大，下层群体所占比例就越低，中上层所占比例就越高。在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中产所占样本总人口比例分别为14.1%、17.17%、23.01%、27.68%、41.4%。与此相对应，中产边缘层所占比例也越高，在超过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里，中产边缘层占样本总人口的25.35%。
“培育中产，稳定中产社会地位、扶助中产边缘阶层，超大城市任务要更为沉重。”李强表示，中产边缘层大部分是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其在大城市里常受到排斥和挤压。“所以，我们应该反思和修正大城市户籍政策，将排斥变为帮助和改善边缘中产的政策。”
此外，研究还发现，规模大的城市，“中产核心层”的比例高；相应的，城市小的城市，中产边缘层所占中产阶级的比例会更高。比例最高为中等城市的76.82%，其次是小城市的75.04%，而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中产边缘层占比则为71.27%、69.87%、61.23%。
“超大城市的发展非常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形成中国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结构。”李强表示，中产阶层、中产边缘层聚集需要城市具有一定的规模，需要有相对成熟的现代化职业体系。
至于大城市聚集所带来的“城市病”问题，李强表示，这主要取决于城市的管理水平，应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上解决大城市的诸多问题。“如果管理水平低，中小城市同样会发生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
“在城市的发展中，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总是恐惧大城市的发展，担心大城市的发展会带来‘城市病’。”李强认为，从东亚经验看，在人口数量大、密度高的社会，发展以大城市、城市群为主体城市布局，符合一般规律，与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橄榄型”社会的战略完全一致。
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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