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波罗网白梅综合报道
文革期间，因毛泽东要建立“地上天国”，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驱赶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从实质而言，与俄国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亚，德国法西斯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没有什么区别。作家徐方认为“（干校）不仅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的思想强制性扭曲，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毛泽东要建立一个“地上天国”
2016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署名赵信的文章指出，“五七干校”，源于毛泽东的一封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五天后，毛泽东在和“秀才”陈伯达、戚本禹谈话时说，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共识网2013年12月23日）。由此可见，毛泽东把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就是要建立一个“地上天国”。
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驱赶到农村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庆安县柳河的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毛泽东看到有关材料后，命令在《人民日报》刊登。在姚文元亲笔撰写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推广这一经验，兴办大量“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这场运动就像突然袭击似的，没有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干校札记》这样写道，“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军宣队作动员报告时说，‘你们这次下去是要扎根农村，在那里过一辈子，不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动了，用担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就这样，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驱赶到农村。据统计，“当时，中央党政机关共在全国18个省区设立了106所五七干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阳一个地区就设立了20所。其中，息县一个县设立了8所。”（吴敬琏《回望干校年代——<干校札记>序》）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信阳当年之所以在全国18个省区中建起数量最多的干校，就是拜“以农民为试验对象”的人民公社运动所赐。那场运动使得本来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鱼米之乡成为地广人稀的荒芜废墟，如此广阔的天地正好可以办“大学校”！结果，两场建立“地上天国”的努力都失败了。
“二战”中犹太人遭遇再现
《干校札记》的作者徐方当时还是一个15岁的少女，她是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工作的母亲到干校的。《干校札记》是以一个少年人的视角去观察和描写，一些场景同样让读者惊心。
“学部”的知识分子们刚到息县时，没有现成住房，男女分开，男人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那仓库硕大无比，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各有一扇赭红色大木门。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有高处开有几个小气窗。内部用粗木头搭成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上下两层通铺，住进去140多人。”
“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上下层的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这个集体住宿、集体就餐的画面，多么像反映“二战”中犹太人遭遇的电影镜头。
对人才的极度浪费
《干校札记》中记载，干校采用军事化的编制和管理方式，将老幼分别编进连、排、班，由“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他们蔑视这些知识分子，肆意凌辱。在一次集合开会时，一位政委在台上训话：“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位美国学成归来的女学者曾和徐方谈起美国用洗衣机洗衣服，军宣队指导员知道后在全连大会上批判说:“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服！”
这些以无知识自诩的人却手握大权，安排知识分子从事五花八门的劳动：钱钟书当邮递员，每天斜跨大帆布包，去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红学家俞平伯为豆腐坊选黄豆、为盖席棚搓麻绳，语言学家吕叔湘在食堂卖粮票，文学研究所所长、大诗人何其芳被指派养猪。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原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下干校时他已76岁，也被安排养猪，有一次竟然昏倒在养猪场。
还有顾准，当时他精神频临崩溃，拼命干活。麦收时，顾准弯不下腰，只好跪着割麦子。据《息县日记》记载，顾准从事的劳动种类有：拉沙子、拉石灰、挖土、抬土、脱坯、制瓦、和泥、打夯、出窑等，多达51种！
“干校”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2010年第9期《记忆》发表署名陈虹题为《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以下简称“历史”）的文章披露，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
于是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再到后来，就连老牌的“黑帮分子”们也无不暗自“庆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仅仅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夫妻分别住进男女宿舍
“历史”的文章还披露，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不仅平时根本不准请假，就连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彻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时不时地被哨声唤起，强行“拉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要挨批评的！”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位于河北的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哪个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请示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竟然也被强行拆散了——当初有些“学员”是将整个家搬下来的：或是因为夫妻双方均在一个单位里，或是因为夫妻二人不愿长期分离。然而进得干校后才得知：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不管你是夫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6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下等人”成为迫害对象
按照当年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类人物、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谿”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干校”产生了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残破的世界》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针见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罪恶之所在！正是“集中营”的罪恶之所在！
早在1998年，一个名叫摩罗的年青学者就这样评价过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群群地被赶进了一个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也已没有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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