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初显复苏迹象，但是关于全球经济是否陷入长期增长停滞的讨论仍然不绝于耳，与此同时，伴随着英国脱欧派的“胜利”，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脱颖而出，民粹主义蔚然成风。
有分析认为，它们二者—长期增长停滞与民粹主义—有着共同的根源，即新自由主义。
"长期增长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一词是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1930年代末所创,他认为当时的美国很难从经济大萧条中走出，而是陷入人口增长减速、储蓄过剩、投资不足引发的永久性失业和经济停滞。2013年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重新提起这一说法，从而引发了持续的讨论。
全球投资管理公司GMO认为长期增长停滞在资产市场已经有所反映，并将其归咎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只需要对经济起调节以及规定市场活动框架调节的作用。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用通胀目标代替就业目标来作为政策目标；提倡全球化；在公司层面，相对于投资和再增长，更加关注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再重视工会，更追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GMO认为这些政策导致了低增长率、低投资以及被私人部门高企的负债水平掩饰起来的严重通缩，同时加大贫富差距，降低就业保障，而且这些趋势长期存在，并在金融危机期间严重恶化。
GMO观点认为，当世界各地人民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只是勉强地维持现状，并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改善时，他们便开始反抗，将选票投给民粹主义候选人，期待他们能带来颠覆性改变。
GMO从以上提到的四个方面入手，分析新自由主义倡导之下的经济政策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误入歧途”。
取代就业目标的通胀目标
二战以后，世界各地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促进就业，造就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然而到了七十年代，通胀抬头，而这些促进就业的措施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经济学家纷纷建议抛弃财政刺激政策，转而使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
GMO认为这一决定大错特错。当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强硬外交政策引起OPEC组织的抵抗，同时欧美国家频频发生的阶级冲突和罢工共同导致油价飙涨，而这才是当年通胀飙高的真正原因，然而当年的经济学家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如下图可见，金融危机以后，通胀率基本稳定在正常水平，但失业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再也没有美国回到“黄金年代”的水平。
GMO认为问题出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所使用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理论。在该理论下，经济学家估算一个失业率水平(NAIRU)，当实际失业率低于这一失业率时，预期通货膨胀率就会加速上升，实际通货膨胀也会上升，经济就过热。然而问题在于NAIRU难以被准确估算出来，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依托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盛行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提倡资本、劳动力、货物以及服务的自由流动。
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说，它与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密不可分。美国工人阶级白人认为大量涌入的移民抢占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越发激烈的竞争拉低了工资水平。特朗普正是抓住了这一痛点，在竞选中持反移民立场，从而赢得白人蓝领选票，成为其最终获选的关键因素之一。
GMO认为移民数量的增长与失业率确实存在关系。美国失业率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之后到达了结构性高点，与此同时发生的正是不断增加的移民流入。
同时，在贸易的全球化风潮之下，美国人民越来越多地购买海外产品，进口不断增加，出口却并没有跟上步伐，这也被认为是抑制国内需求、导致失业的原因之一。
股东利益最大化
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公司做决策的首要准则，这导致了享有股票期权的管理层在任期内更关注财务工程，而非长期的增长目标。GMO此前的一份研究发现，在做投资决策时，即使存在有价值的投资机会，但一旦这些投资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季度盈利的话，公司首席财务官倾向于忽略掉这些机会。
而这一准则被认为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因为当公司股价上涨时，最受益的是富人。数据显示，1%的人拥有40%的股票，10%的人拥有80%的股票，他们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最大受益者。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灵活的工种，灵活的工作时间，在这里雇佣者和应聘者都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与之相对的是不灵活的劳动市场，在这里工会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决定工资水平，而且往往高于雇主愿意支付的价格，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
这么对比下来，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似乎非常合理。但GMO认为，那只是听起来很美好的理想状态，事实并非如此。数据显示，在美国，工会化的程度与失业率实际上是成反比的，工会化程度越高，失业率越低。
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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