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子陵
毛泽东进入中南海后，闲暇之余认真阅读《二十四史》，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毛晚年在中共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此外，刘少奇周恩来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领会和掌握。
1952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图源：VCG）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熟读诸子百家，尤酷爱读史。在取得天下以后，1952年购得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书3200多卷，800多册，共4000多万字。他如获至宝，十分爱读，圈点批注最多。据给他管理图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写下了大量读书批注。”“对某些帝王的成败得失也多所评论。”当然，除繁忙的政务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现代著作。但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进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读书的主线，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帝王南面之术的思想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结合实际的运用是《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花样翻新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给秦始皇正名，要给法家正名，正是他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掩盖下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使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自“七大”以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抗战末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思想一致，路线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刘负责党务和政权建设；周负责军事和统战，凡有赞划，莫不为毛泽东所器重和采纳。住进中南海以后，他们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悄悄地、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刘周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领会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路线去做的，但动辄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刘少奇和周恩来越来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谨小慎微，随时注意与主席保持一致。
高岗是建国之初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他生于1905年，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协助刘志丹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到陕北后，高岗作为地方干部的代表受到重视。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与司令员贺龙比肩进入中共高级军政领导人行列。但是以他的资望和年龄，与党内同志如朱德、刘少奇，党外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仍出乎全党的意料之外。当时的解释是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有了陕北根据地，万里长征的红军才有了个落脚点。陕北的代表人物刘志丹、谢子长都牺牲了，数下来就是高岗了。另一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高岗是亲苏派，毛泽东要“一边倒”，需要借助高岗疏通与斯大林的关系。
1949年6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团秘密访苏。刘少奇为团长。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联合政府的组成，新中国的内外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并商谈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共代表团。当刘少奇谈到新政府的组成“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和任弼时同志不参加政府”时，斯大林插话问：“高岗同志呢？他参不参加政府？”
刘少奇回答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当刘少奇提到贷款问题时，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先贷三亿美元，并建议组成一个贷款条约起草委员会，说：“我们方面有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你们方面呢？”
刘少奇说：“我们方面由我本人、高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参加。”
斯大林说：“我建议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刘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斯大林立即转向维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长同志，请明天就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陪同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柯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谈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有十六个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受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的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经怒不可遏。
会议结束，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回到住地。上车后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了争执。当到达住地后，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与此同时香港人士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看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便召来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唯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四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议上的情况。会上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苏联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说为挚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到我处，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是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怎么毛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予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为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车拉到高岗家中，另一车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经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共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对我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了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经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毛泽东对高岗事件的处理，表明他深得帝王面南之术的精微。毛泽东接到刘少奇反映高岗在苏表现并要求立即召回高岗的电报后，比刘少奇还要“怒不可遏”，但当高岗提前回国出现在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对他慰勉有加面许高岗准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使高岗受宠若惊，产生了天大的错觉，以为毛泽东在走亲苏路线上他的地位可以代替刘少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