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本文选自2013年第2期《炎黄春秋》，作者阎长贵曾任江青秘书，原题为《康生的秘书谈康生》。
1966年，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陶铸、邓小平、朱德、陈毅、贺龙等人的陪同下，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黄宗汉作为康生的秘书，在康生身边工作十几年，经历了康生主持写和苏共争论即所谓“反修”的“九评”文章的事，也见证了康生参与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康生死后，他还由于康生生前的关照，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副军级）。他和康生相处时间很长，无疑对康生是很了解的。但他对康生莫说没留下全面的回忆，就是某个方面、某个问题的比较全面的回忆也没有。这是多么可惜、而又实在无法弥补和挽救的事情。与他相同，还有一位比他给康生做秘书时间更长的李鑫，在康生死后，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据说还是第一个向华国锋提议解决“四人帮”的人，而他比黄宗汉死的还早，也没有看到他留下什么对康生的回忆材料。不消说，没有李鑫、黄宗汉对康生的回忆，这对全面（包括正面和负面）认识和了解康生是很不利的。而在李鑫、黄宗汉生前，也没有人做这方面的“抢救”工作，甚至没人提起这件事，实在是一种遗憾，一个教训。
黄宗汉没有留下对康生的比较全面的回忆材料，但我以及其他人在“文革”后和他的接触中，他还是谈到康生的一些事情，尽管不全面、不系统，但对我们了解康生这个中共党史和中国国史不能不提到的人物，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写了这篇小文。
一
我是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给江青当秘书期间认识黄宗汉的，因为我们都是小知识分子，又在负责人身边做同样的工作，认识后，很亲切，简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文革”中他比我幸运，他一直受康生重用，而我则仅仅一年时间就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了监狱，关押起来。“文革”后我们又不止一次地见面相聚、畅谈，他还经常问我，经济上有困难没有，他表示可以帮助我，我很感激他。2001年3月22日，我和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一起到国防大学去看望他（他在康生被揭发和批判后得到某大人物的关照，仅被降为国防大学师职教员，苏双碧和他是福建老乡），在我们晤谈中，他谈到康生和中央一些人的关系，我认为很重要，回家后做了追记，现在加以整理，公之于世。
1、康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刘少奇。在1966年5月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竟然和戚本禹、张春桥等很多人一样不知道这个《通知》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是刘少奇。他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还向刘少奇做检讨。他说：“王明路线的时候，我犯过错误，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能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据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还说，在延安我向你做过检讨，在今天我还要向你检讨，将来还要检讨。不能像有的人，当时反对你，还代替了你，一点检讨也不做（总理插话：那就是××啊！）
2、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黄宗汉说，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我又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按：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在“文革”的书中，讲到邓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去看这个人、那个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者）
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前面已指出他是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按：康生做了大量坏事，当然与他的品质有关，是不是也要从体制方面找找原因？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笔者）
笔者补充一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这恐怕也是证明邓和康关系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3、康生和周恩来过从密切。康病后，周恩来多次来看他，说他们同年生（1898年），还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云）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这个消息没告诉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现在书上都避讳康而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4、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黄宗汉说，康在延安告诉江青，你跟主席结婚，成为主席夫人，和你在上海当明星不一样。江青会见维克多的事，康很不满。十大前，江求康替她说说进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总理讲，总理回答，主席说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足矣。黄说，有一天夜里，李讷敲他的门，说找康老，要告江青的状。
笔者补充一点。七八年前，我在写《“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时，写了林彪、总理、陈伯达等领导人对江青的赞扬，但我没查到康生对江青的赞扬。
还有一件事，是关锋告诉我的。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因为打倒陶铸的方式和程序（请注意我加着重点的几个字——笔者）的事，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他们。这个会当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主持。届时，他和王力去请康，康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了，都是江青搞的！”关劝康：“康老，要顾全大局……”而开小组会江青未参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需要说明一点，就康生和陈伯达相比，江青对康生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见过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样训斥陈伯达，没见过江青这样训斥康生。从总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都称“江青同志”，而康生则经常直呼“江青”其名。这可能是从延安继承下来的习惯。但这并不完全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怕江青）。康生后来在公开场合，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种称呼的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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