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在即，党内习近平和江泽民两阵营展开最后激斗。海外学者文章指，习近平不仅要踢开“江核心”，还要终结江泽民时代遗祸无穷的权贵经济。
9月16日，《风传媒》发表旅美学者吴祚来的一篇文章“习近平要终结的是江泽民时代的权贵经济”，提出了上述观点。
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后不愿意像胡锦涛那样屈身苟且，充当江泽民的傀儡。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制生态与经济时势上，习无法继续江泽民时代的政策。现在习近平要终结的，不仅是江泽民对整个中国政坛的控制或精神影响力，还有江时代开始做大的权贵政治。
文章称，江泽民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政变（八九政变）的最大获利者，踏着六四鲜血走上政坛。江进京初期被极左力量包围与驱使，准备左转，受到邓小平的强力遏制，邓因此差点又废黜江泽民。但邓这位铁血人物，当时已是强弩之末了，只能顺势而为，无可奈何地让其承继大位。
江泽民不可能像邓小平那样在军中拥有威权，所以通过用升官发财换保驾护航的政治经济交易，获得枪杆子拥戴。但这种对政治核心的有条件拥戴（你让我们腐败，我们让你当核心），军政腐败双赢的模式，习近平时代难以为继，因为腐败到极致将动摇中共的政权。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是虚的，而元老家族获得政治与经济权益是实的，精英阶层获得政治经济利益是实的，国有企业被权贵们转型成自己的私企，也是实的。
所以江泽民时代经济政变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潜在的，它使中国的政治转型变得更加艰难。权贵联盟、全方位的污染、全民拜物教、政府腐败、全民无道德底线，都是以轻歌曼舞的方式，走进新时代。
文章说，江泽民让权贵们拥有了一切的先机，由中共政权为其保驾护航，只有个体户、下岗城市工人与农民工，在摸石头过河。他让权贵们先富起来，特别是红二代与官二代，同时让城市相对于农村，获得发展先机，让东部相对于西部，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政策倾斜。所以，江泽民在做大权贵同盟的同时，制造了国家经济版图的大分裂。
文章说，江时代发生了两次大的政变，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三个代表”，使中共成为权贵同盟。与之相应的政变是经济政变，将国有资产变成权贵资产。
文章还提到，为了政治安全，江泽民在政治领域有二次大动作：一是为了党国的政治安全，另一则完全是为了自己。
一个大动作是全面打击与迫害民间信仰组织法轮功，几乎是倾国家之力而为之，制造了数以十万计的修练者入狱、劳改或被拘审。江泽民认为这样庞大的社会团体极有可能挑战中共权威，所以痛下杀手，对相关修练者的迫害不进入法律程式，现在许多律师受到迫害，也与代理民间信仰者案件有关。
另一个大动作是江泽民完全掌握了中共军方高层，在退任党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仍然非法当任国家军委主席二年，并成功地通过其任命的军委副主席，架空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
江泽民关闭国有资产管理局，为权贵侵吞国企资产提供方便
日前，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在《美国之音》发表的“中国经济公私之变(2)：不被承认的私有化”一文中说，从1998年到2003年这段私有化高潮时期，江泽民政府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造了长达6年的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权贵、国企经理厂长及官员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
程晓农研究过俄国和中欧数国的私有化过程，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由政府鼓励并保护、允许共产党干部直接侵吞国企资产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共采用；中欧各国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让共产党干部染指。
何清涟文章说，中共政权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改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极权制度。
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所起的示范作用，导致官僚系统及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之时，占总人口约80%的庞大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文章结论是，中共这一“经济转型”过程完全漠视社会公正，剥夺了民众的权益。这样一种只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冲突埋下了深重的祸根。
阿波罗网李华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李华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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