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清涟
从2014年到2017年这三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三件密切相关的大事：政府从吹嘘自己成了直逼美国的世界第二投资大国，变成暂缓对外投资；富商从海外狂买各种资产，到如今亏本急切求售；中国政府从满世界撒钱，到开展“外汇储备保卫战”，表面上看，中国的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虽然未变，但近四兆外汇储备却缩水了一兆，但实质上还包含着中国政府对富人阶层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贬抑商人的社会地位。
江泽民(右)、习近平(左)
资本大鳄成为中共打击目标
不管中国商界愿不愿意承认，事实证明他们的命运进入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自从习近平当政以来，商界从江泽民时期开始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始于2013年夏天的反腐运动中，200多名省部级以上腐败官员的“朋友圈”几乎全都陪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任职能源部、四川省委书记，因而与石油帮、四川帮牵连的油商、川商倒了上百位；前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老家的晋系煤老板集团几乎全军覆灭，浙商也折损好几位。
习近平接任之后，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之后，我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美国之音，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条剖析，指出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让私企优质资本进入国企、但又不占主导地位，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混合所有制）。
嗅出危险气味的人开始跑路。从2014年开始，王健林、吴小晖都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万达系是通过国内举债筹资，安邦系则是发行各种保险理财产品筹资；但二者本质相同，都是通过国内高负债走“金蝉脱壳”之路。二人公司的高负债情况，我在此前评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过，不再复述。
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早就看穿了这些把戏，只在等最高层下决心。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还有大胆一些投资界人士，则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中国政府要重新厘定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中国政商关系之结在哪里？
对商人阶层的崛起，中国政府相当在意，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理论将新富阶层与专业人士纳入社会基础之后，有过不少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体制内起步这一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种政商关系就是受贿与行贿的关系，亦即中国媒体曾讨论过的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这种“原罪”很容易导致企业家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翻船，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从2013年以来的反腐，基本上是一个省部级官员倒下，跟着倒下一批商人。
江泽民改变的中国，习近平正在改回去
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问世，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俨然进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几年外媒关于“两会”的报导多了一个主题：中国“两会”富豪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
以下是比较结果：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报告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人民币）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为75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财富。2017年3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万8千多亿涨到3兆元人民币。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一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但是，一党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不容他人分享权力。美国政治学大师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加之中国富商们对中共半心半意，依靠权力发财时非常恭顺，但这几年经济形势不佳，富豪们就大肆向外转移资产，掏空外汇储备，迫使政府开展外汇储备保卫战，这一切使得习近平决定实行“抑商”政策。
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成立一个领导并监管“一行三会”的超级架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官媒宣称“资本暴力时代即将结束”。不少金融大鳄们才意识到，他们一向半心半意依靠的政府终于将炮口瞄准了自己，他们意识到，显赫的邓府孙驸马吴小晖尚且被抓，自己也可能成为下一位被抓的目标。
抑商时代将要开始还有一个佐证，据官方媒体报导，今年要适当提高十九大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代表比例。省区市、中央金融系统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一，例如桂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平山场站11路线公交驾驶员夏四初──这让经历过文革的人想起当年毛泽东时代九大时期的工农兵代表纺织工人吴桂贤、石油工人王进喜、农民代表陈永贵等人。
可以想像，号称“精英聚会”的人大、政协明年也要改章程了，部分富豪们的身影将要让位于工农兵这些生产一线的党员代表。美国高盛集团董事库恩写过一部《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有人调侃说：“江泽民改变的中国，习近平正在改回去。”
来源：《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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