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方（张闻天秘书）
毛泽东(左一)在延安
萧军在延安是尽人皆知的怪人，当时即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之一(另三人是王实味、塞克和冼星海)。对于他的怪，当时就听到过不少传闻，讲他颇有江湖气，还学过拳术，喜欢和人干仗，以至提出决斗;说他常在绑腿里别着一把匕首，有时和人吵起架来，就会猛地抽出匕首插到桌子上，等等。
萧军虽然始终未参加共产党，但他还是以党的朋友的身份自称，并以此身份磕磕碰碰地在党领导的队伍里度过了一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对于准备长期抗战的延安军民确实有点出乎意料，因而立即引起轰动和狂欢。人们以各种方式庆祝胜利，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放篝火(即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中惊闻胜利诗中所写“痴立山头看火烧”)和敲洗脸盆。人心随之浮动，纷纷要求尽快离开延安上“前线”(指原来的敌占区，特别是东北和华北)，不少机关和几乎所有干部学校都已停止工作学习，多半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家都摩拳擦掌，待命出发，分头处理个人的衣物、书籍之类。一是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几个钱用作即将出发的路费(我处理的全部家当只换到5块大洋)，二是大部扔掉，只挑出一些必需品准备行军路上用。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喜讯传来，对一个长期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的萧军来说，自然会感到更加高兴，因为现在真可以实现多年梦想和歌唱的“打回老家去”了。但是他早已“成家”，有了妻子儿女的拖累，不像我们这些光棍青年，可以做到“说走就走”。因此我竟比他早走两个多月，在日本宣告投降后不到20天，就已告别延安，整队向东北进发了。
大约是几个月后的1946年初，我就从哈尔滨的报纸上看到萧军“衣锦还乡”的消息。因为他已是名人，所以重要行踪多有报道。还记得他回哈后的1946年秋发表在报纸上的一首诗：“金风急敌垒，游子赋还乡。景物依稀在，亲朋半死亡。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巷。十二年如昨，杯酒热中肠。”当时的萧军，到处做报告，到处受欢迎，可谓红极一时，还在哈尔滨创办了一份报纸，但好景不长。由于他在自任主编的《文化报》上公开揭发批判苏联政府及其军队在驱逐日寇后对东北的政策和行为，批评中共对苏联的态度和在东北的地方政策，从而引起和中共所办《生活报》的激烈论战，被中共东北局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发动了全面的批判，成为最早遭到整肃的文化界人士，随之忍受30余年的冤屈生活。直到1979年得到中共正式书面平反，才重返文学界，公开参加社会活动。
延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被整风抢救运动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1938年到整风之前，这里自由平等，生动活泼;之后，万马齐喑。连毛泽东也在1941年讲过，我们党有两个生动活泼时期，第一个是从“五四”到大革命，第二个是遵义会议后和抗战头几年。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和张闻天当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那两个时期。
整风之前，人们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报纸上可以发表针锋相对的争论。例如对当时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戏《坐楼杀惜》，《解放日报》就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有人说宋江杀得不对，因为这是对妇女和底层人物的歧视;有人说宋江是革命的、阎婆惜是反动的，所以杀得对。整风开始后就受到批判的《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也都是在报上发表后才被发现的，可见没有经过事先审查。
萧军的思想和性格决定了他无法适应共产党的一套。到延安才几个月，他就看不惯延安的各种现象，不愿与“党人”为伍，提出要离开，后来又几次想走。但在整风前，萧军尽管自由散漫，已是“怪人”，却能得到容忍，在中央领导层中还相当吃得开，彼此能平等交往。特别是毛泽东同他多次长谈，给他以殊荣。有些文化人自己有意见，也鼓动由他出面找毛泽东谈。除了毛泽东，张闻天和他交往同样很多。朱德、陈云等其他领导人对他也都很客气。
出于党的政策和对文化人的尊重，萧军要走，时任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总是挽留他，向他做工作，满足他提出的种种要求。有一次，萧军要约阻拦他见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一名警卫人员打架，张闻天申斥了警卫员，对他表示了歉意。张闻天自称是文化人，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总想把文化人团结得好一些。他起草过决议，主张对文化人的要求应该宽一些。萧军对文委不大满意，想替文委提出几条纲领性意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张闻天的尊重。萧军对张闻天似乎没有太大意见，对张的印象还不错，连对刘英都有一半句褒词。两人的关系看来挺好。萧军在日记里提到一个细节，说张闻天有一次在路上同萧军谈话时，把手搭到了他的肩膀上。我跟张闻天工作10多年，从未见到张闻天对人有过这样的动作。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之后一直到1941年整风开始后初期，仍继续主管中央的事务。1937年底在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应以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后，张闻天立即提出自己不再当总书记，先后表示可以让王明、毛泽东当。但是毛泽东感到，要把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王明等莫斯科派从权力中心排除出去，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他要从来不争权的张闻天不要让位，继续当“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党的日常事务本来也需要有专人负责打理，毛泽东并不愿让自己陷在这类事务里。所以张闻天继续在中央负责，文教、宣教方面更是他的一个重点。从萧军日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张闻天管得很多也很具体。
是让萧军离开还是留下，和毛泽东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类事情他不管。
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同，是“山大王”和“文化人”之间的区别。毛泽东自称是从绿林大学出来的，是“山大王”。把共产党领袖比喻为“山大王”，出自湖南领导人郭亮。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杀人，郭亮就提出，我们要分头去当“山大王”。瞿秋白就分配了十几个人去分头干。好多人失败，毛泽东成功了。毛泽东对待文化人就和对待一般战士一个样：吹哨，集合，训话。战争年代，在基层当头的都是老红军。他们水平低，训来训去都是老一套，一讲话还老长。大家烦透了，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训话。”毛泽东只看重老红军。1956年开“八大”，他就是不让共产党内有文化的“三八式”干部当中央委员，理由是“三八式”人太多，摆不平。毛泽东能够发动“大跃进”并在全国造成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破坏，其原因除了他本人的错误认识以外，就是任用了谭震林、王鹤寿、柯庆施等这些缺乏经济工作知识的人。
整风改变了萧军的地位和处境。因为替王实味打抱不平，萧军从党的朋友一下子变成了党的反对者，他从此不再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座上客，靠边站了。只是考虑到他的影响，对他仍然相当照顾。而萧军对于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变化，感觉却相当迟钝。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利用二战期间共产国际无暇也无力过多过问中共事务的机会发动的。那时国民党主要是忙着抗战，日本人也主要在抗日主战场同国民党作战，除了有时派飞机轰炸，不怎么惹延安。因此毛泽东可以在延安集中精力搞整风。
整风分为上层和普遍两层，以上层为主。当时人们已有马恩列斯毛的说法，人们再狂妄自大也只能说“老子天下第六”。上层整风，就是毛泽东要把自己树立成党内唯一的一贯正确的领袖。毛泽东拉上刘少奇，两面开弓，通过整风给予王明、洛甫、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派贴上教条主义标签;给予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实力派人物、被他视为异己的势力贴上经验主义标签，把两派全都压了下去。莫斯科派更被永远排除出了中央领导核心。1943年3月中央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书记处，在刘少奇提议下，毛泽东拥有最后决定权，从此他才成为垄断党内一切权力的最高领袖。
对萧军来说，上层整风意味着原来尽量团结他的张闻天已失去发言权。他们两人之后也不再有什么交往。此后萧军的处境就只能取决于毛泽东的好恶了。
至于普遍整风，毛泽东的意图主要是整从白区来的大小文化人，目的是把他们改造成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整顿主观主义等学风、举行延安文艺座谈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萧军一开始很支持整风，也对召开文艺座谈会出过力，因为他早就认为共产党的毛病不少，对文艺问题更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以为整风可以使共产党按他的主张改“好”，作家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
张闻天与普遍整风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相信王实味是敌人。对于把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张闻天曾同康生直接争论，又通过任弼时提出意见。过去王实味长时间在张闻天领导下搞翻译，两人相处得不错。王实味译得既多又快，张闻天给他发的稿酬也高。
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原来都同情和支持王实味。我们在俄文学校，上午开会赞扬《野百合花》，认为文章说得对，因为延安的情况正像里面说的那样;在领导的干预下，下午就奉命批判和检讨。大家思想转不过来也得硬转。
普遍整风开始后不久，就按毛泽东的意见对王实味展开了揭发批判，整风随之进入抢救阶段。在延安，从批王实味转入抢救(也就是肃反)，就和后来在全国从批胡风转入肃反一样。延安有三万人，脱产者一万五，被打成特务的一万以上，全边区约两万。毛泽东公开讲特务有两万，说：“加上各根据地就是十万特务大军。”王实味是一大冤案。毛泽东后来也批评说不应枪毙王。但王实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完全得到平反。
对延安的政治生活和对萧军来说，王实味事件都是分水岭：延安的气氛从此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萧军则因这一事件从受欢迎受尊重到陷于孤立。
萧军不是党员，不属于整风对象，可以相对逍遥。在抢救运动中，上级也要求他写自传(其实是交代问题，他没写)和为一些被抢救者写材料，但他只愿当个旁观者。整风转为抢救，和他原来的期望背道而驰，他实际上成了整风的反对者。他对运动本身和被抢救者的表现都感到反感：“抢救削尽作为人的尊严，党员尊严，逼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党跨进新的‘危机’……一些人显出一种卑微、自惭的样像。”
从批判王实味的方式到给王戴上托派和国民党反革命的帽子，萧军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萧军直接批评积极分子们在批判大会上不讲道理。他去见毛泽东直陈己见。他替王实味向毛泽东转信。他坚决回击中央研究院给他的108人签名“抗议信”，针锋相对地写出一份“备忘录”加以反击，并把“备忘录”交给毛泽东和中央。其结果是，从1942年6月初直到1945年11月萧军离开延安前夕，萧军和毛泽东再没有谈过话，尽管在这期间萧军除了继续给毛送材料，还一再写信给毛，表示想同他见面谈谈。他几次猜想毛该见他了，但几次都是希望落空。
萧军同王实味性格不合，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替他说话，只不过出于萧军对人对事一向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他列举自己来延安想做的事就包括“替延安的一些委屈文人伸冤”。墙倒众人推，他不参与。此即萧军之为萧军：侠义肝胆，同情弱者。
在毛泽东长时间不理会的情况下，萧军提出率领妻儿到农村自食其力。组织部立即同意，但王鹤寿连张介绍信都不给他开。他相当狼狈，在乡下只待了4个月，又要求回到延安。回来前后，他甚至改变自己决不入党也反对妻子王德芬入党的态度，表示自己也考虑申请入党。实际上这时萧军和共产党的距离更远了，甚至自称在感情上已同党决裂。
萧军最后还是留在延安，没有一走了之，是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出路。他对国民党更不适应，和共产党还保持着一些共识，特别是对毛泽东仍然是崇拜的。结果，他同共产党共处了一辈子。这是出于历史条件，与他个人对一些“党人”的好恶无关。
萧军是个人英雄主义者，想改造延安，只能处处碰壁。
萧军想从文学入手，来改造延安的人，甚至改变毛泽东。他说：“作为作家，培养灵魂，使他伟大、崇高、纯洁。”“我对中国共产党起了改造火种的作用。”“对人不独使他知道，而且要使他改变。”在延安，他最佩服的是毛泽东。但他认为毛也有不足之处，说他“不是哲人、学者，是农民性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缺乏深沉的思维力和预见的眼光，没建立起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思想体系”，因此需要提高，他自己理应提供帮助。他甚至把重点放在改变毛泽东上，说：“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必须先改变了他，才能改变所有党员们的卑俗倾向。”
其实，萧军只看到和相信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并不了解毛。他不知道，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正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例如毛泽东整风时动员大家写反省笔记，说自己也要写，结果大家都写了，没有写的只有他一个。又如他宣布“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整的人多是以言获罪，包括胡风。
萧军更不了解毛泽东以帝王自命的实质。他的一些开玩笑的话语和举止，也能反映他内心。在毛泽东没有当上名正言顺的最高领袖时，他就把当选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称为“皇帝”、把刘英称为“娘娘”，把他们的住处称为“皇宫”。他有一次和丁玲开玩笑地草拟官员以至三宫六院的册封名单。从毛泽东的一生追求来看，他继承的确实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个中国皇权传统，他要搞的就是独裁专制。萧军想通过改变毛泽东，把“党人”改造成能摒弃谋私利、丑恶、卑俗、行帮气和官僚气等腐败现象，成为能代表正义感、公道、高尚、纯正、有教养等的新生力量，无疑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来源：选自2015年第1期《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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