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锐
作者按:一直以来,论及“文革”之初中囯高层斗争时,许多人一方面为刘少奇最后惨死的结局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为其大权在握,却甘愿束手就擒,甚至未作一点反抗而坐等灾祸降临,深觉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说,其时在北京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何不趁毛泽东长期不在北京之机,发动一场政变,把毛搞下去?就像两年前,苏共中央高层一些人,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之机,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成功把赫搞下了台那样。而且,如此做,还基本上可以避免后来那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灾祸。
笔者研究“文革”时,当初也多次提出这一疑问。近年,随着对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以及周恩来与之关系的深入探索研究,似乎终于可以找到答案。也才觉得当初提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幼稚。
1958年8月,中共领导人接见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前排左起:林伯渠、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
“五月会议”的血雨腥风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先看看此时的政治局势和背景。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正是所谓“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月会议”(5月4日到5月26日),在“文革”史上,是一次重要而且十分关键性的会议。会议期间,发生了太多可值一书的重大事件。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曾经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简称“十六条”,一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后来枝露,这个《通知》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其中最著名,最有份量的一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认为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这段话,是针对的“彭罗陆杨”,后来才证实,毛主要针对的是刘少奇。“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
其次,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为江青控制,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
来源:本文选自2014年2月号《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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