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共“笔杆子”王沪宁，持续成为外界关注的中南海“热点人物”。在保守中共意识形态这一体制下，作为中共的所谓“理论高手”，王沪宁未来命运并不被看好，并屡被与毛时代的陈伯达类比。
中共当局近日搞所谓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官媒报导显示，12月2日，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会见了外界政党高层，而当局为外国政党领导人准备的晚宴的邀请函，罕见以王沪宁名义发出，陆媒称这是少有的事。
中共十九大后，短时间内王沪宁已高频率以各种方式“露面”官媒，呈现权势熏天格局。
中共官媒11月13日以“王沪宁部署后10天，36路人马覆盖全国”为题，高调报导了管宣传的王沪宁，部署了36支所谓十九大精神全国“宣讲”人马。这一报导口径也让外界窥见王沪宁的异常高调的用权风格。
11月17日，当局举办“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王沪宁首次以“中央文明委主任”身份参加，正式接下刘云山此前兼任的这一职务。
11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习近平文选第二卷出版会上，王沪宁盛赞习近平，并要求大力推动对外宣传。
第4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2月3日上午将在浙江乌镇开幕，出席的中共最高阶领导人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王沪宁并发表主题演讲，强调“网络主权”，为中共管控互联网背书。
紧接着，王沪宁还出席浙江嘉兴的“红船精神”座谈会，要求中共官员弘扬所谓“红船精神”。
王沪宁被称中共“头号理论化妆师”，是炮制中共理论的“高手”。王沪宁先是为江泽民包装推出所谓的“三个代表”，后来是胡“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推手。而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及十九大上加入党章的“习思想”，也是出自王沪宁。
在12月8日《美国之音》“焦点对话”中，时评家陈破空表示，40天十次亮相，王沪宁的出镜率超过其他常委。一方面，是分工的客观结果。七常委中，以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中纪委书记角色最为吃重，而且，他们在党代会后，立即到位。其他角色如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副总理，则要等到明天三月两会后才能换届到位。另一方面，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近期意识形态领域活动特别多，造成他高频率出场。这是十九大之后中共的新景观。
陈破空说，王沪宁露面太多，对他本人不一定有利。一来不符合他历来低调的风格，容易让外界看出他的弱点；二来会引起其他常委的嫉妒，潜伏权力斗争的风险。一旦出错，政敌会揪住不放，让他提前在政治上受伤。而功高震主，是封建王朝政治的忌讳，稍有不慎，可能招来习近平的疑忌。陈伯达和鲁炜就是前车之覆。鉴于王沪宁是风派，他将来的政治去向如何？外界似乎还不宜急于下结论。
中共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历来把马列主义等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极端重要位置。但时至今日，其意识形态管控亦遇上空前危机。王沪宁在这一时期主管意识形态，到底有什么结局？
陈破空此前曾表示，毛泽东曾称赞陈伯达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江泽民曾称赞王沪宁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但愿王沪宁的结局不会像陈伯达那么糟。
海外中文媒体世界日报11月15日文章披露，20世纪80年代末，王沪宁还是上海的一名年轻教授，因为倡导「新威权主义」而获得了关注。他认为，像中国这样又大又穷的国家，需要一个铁腕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然后才能考虑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王沪宁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开明的独裁政府能「高效分配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王沪宁曾随年轻政治学者代表团参观过十多所美国大学，其中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
「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年轻，表达清晰，擅长理论争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卡勒(Miles Kahler)说。他第一次见王沪宁是80年代初在上海，后来又在加州见过。
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并蔓延到中国各大城市时，王沪宁和上海的示威活动保持了距离。
文章称，习近平是几十年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王沪宁将他视为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伴侣。据信，王沪宁帮助起草了习近平的主要口号，包括上个月被载入党章的那句口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将习近平擢升至和毛泽东一样高的地位。
文章披露，在此之前的2013年，当习近平访问哈萨克，启动意在投射中国实力的「一带一路」计画时，王沪宁也在现场。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照片，也需要先经过王的认可。
王沪宁有高招！令自己不会变“陈伯达”
法广中文网11日文章表示，中共十九大上才没有沿袭党内“惯例”，象十七大一样，把一个总书记的备胎安排为分管常务的政治局常委，从年龄角度形成所谓的“接班梯队”。而是把刘云山退位腾出的位置安排给了没有半天各级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王沪宁。
中共党史上，称得上是党内理论家，曾经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捉笔代刀者，只有陈伯达一人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但那毕竟是发生在“文革”的所谓“非常时期”。
王沪宁在进入中南海之前已经著述颇丰，在政治理论界也称得上影响广大。但他当时的名气与早他半个世纪因为一篇文章而“扬名天下”的陈伯达还是不能相提并论。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陈伯达靠一篇文章一夜成名的大背景是，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全盘否定。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国民党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
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相比于陈伯达当年凭反击“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奠定自己中共党内权威理论家的地位，如今的王沪宁则是靠理论包装“只有习近平才能领导复兴中国“而换取到了习近平的政治犒赏。
王沪宁与陈伯达之间的共同点还有，都是从未担任过基层干部，党内政治履历极为单一：从幕僚、御笔到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常委。
两人早年都有留洋经历，王沪宁是留美，陈伯达是留苏。
陈伯达日后的下场众所周知，但在被毛泽东抛弃之前，他确实是毛泽东最为信赖，最为倚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所谓“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刊登于《炎黄春秋》杂志的《秦城内外的陈伯达》一文中介绍说：陈伯达是在1971年9月13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坠亡的当晚押入秦城监狱的。文革前期,陈伯达曾是中央专案组王光美、陆定一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却沦为接受专案审查的囚徒。
陈伯达回忆录的记载是：他在澡堂淋浴到一半，突然变成了冷水，年届七旬的他脊椎受寒，第二天就起不了床，只好住进了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起初他走不了路，只能在地上爬。“后来我扶着椅子，锻炼着站起来，慢慢地才能一点一点蹭着走。”
陈伯达入狱后生活有一定优待，主要是在伙食上，文革后期享受过每月60元的标准，“比家里吃得还好”。但总体仍旧不乏艰苦。8年间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又难于拆洗，自己形容“直如原始人一般”。其子陈晓农第一次探监见到父亲时，陈伯达的军服棉袄和棉裤都已磨破，边沿露着棉花……
从被毛泽东指定为政治局常委到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进秦城监狱，前后大概是五年时间，正好相关于现在的中共政权两次全国党代会的间隔时间。
“伴君如伴虎，哪个朝代都一样”。当年的陈伯达进到秦城监狱后才如梦方醒，如今的王沪宁如果对陈伯达的下场没有过感慨，鬼才相信。
好在王沪宁在十九大上象当年的陈伯达一样被钦定为政治局常委之后“不骄不躁”，为习近平再立新功，再次号准习近平的脉搏，一句“习近平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主创、原创，绝对是习近平最想让党内外相信，但自己又不能自我标榜的“当务之急”！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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