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艺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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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妮出生于1925年，娘家在贾村二十里之外的曾村。她的父亲有几亩薄田，算不上大户人家但也能维持生活。1944年，19岁的她嫁到现在的贾村，公公家世代都出秀才而且行医，有不少的山林地产，也经营着全村唯一的榨油坊，而且还住在祖上留下的大宅子里，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也算是豪门了。
在刚刚嫁入的几年，生活上算是人生中最好的阶段，她说每餐饭都会有小鱼干或腊肉，抑或是新鲜的鸡鸭肉，平常人家不舍得放的菜油，她随时都可以用来拌饭吃，煎炸油果更是从来不缺。但唯一的遗憾是孩子都没有存活。
结婚第二年怀上第一个时，因为帮忙在榨油坊里搬油渣饼，一不小心闪了腰，没几天就小产了。第二个孩子是生下来了，也是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一家人乐呵的不得了，满月时还摆了酒席宴请亲戚朋友，大家热热闹闹的欢腾了一阵，说了各种祝福的话，可没想到还没满周岁，忽然就长了豆子（天花），在房间里藏了几天，也让叔辈的老中医来开药，本来也是正常的疾病，却在藏了一个礼拜之后的一个晚上，孩子忽然脸就变色了。家公一边叫来了叔叔看，哎呀，症状不正常，赶紧开单下药，另一边又急急忙忙准备好了酒肉香烛去到社公小庙了供奉求助。
第二天更是请了道士，看了情况，画了两张符，一张用来洗澡，一张用来烧了煎水喝。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当晚孩子便不吃不喝更不会哭了，挨了一宿，天还没亮就离开了人世。一家人的希望忽然破灭，她和家婆只能抱在一起哭。家公毕竟是男人，悲伤过后便很快决定，等天一亮就拿一个箱子，把孩子连同他穿过的所有衣服鞋子都放进去，然后让孩子的父亲背着箱子找个离家远的山头挖个洞埋了。因为在农村不管他生时候是个怎样的宝，早死了就是不祥的，应该尽快处理，好让新人再来。
这个孩子死后，除了龙妮之外，其他人很快就忘记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到了怀新孩子上，为此家公家婆还特意叫人调制了可以生儿子和保胎的补药。为了避免上一个孩子的晦气，更额外的给她调了最好的房间。龙妮说自己也很争气，没过两个月就怀上了，然而这次却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和顺利，到了胎儿六个月时，忽然腹疼，接着就流产了。
这次全家人都慌了，七嘴八舌的都开始议论并且找原因了。有人说龙妮的命不好，是不是隐瞒了八字，克死了孩子；有人说祖上的风水哪里出了问题；也有人说碰到了什么邪物应该做法事；也有人说她住的地方是不是冲了煞气，孩子扛不住。总之各种都查过试过，问题都没弄清楚。后来某天家公到龙妮房间的床下找东西，发现了一大包多年前没有还用掉的药，找他懂中医的弟弟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田七、红花、天花粉这些让人流产的打药，孩子在肚子里天天都能闻到这个气味，不知道怎么就冲了，一不小心就导致了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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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怀孕、流产、早夭、再怀孕再流产，转眼间已经到了1950年，新中国建立，全国打击地主的运动也全面开展。原本安稳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龙妮的家公连同兄弟姐妹子女全部被划分为地主成分，随之就是重新划分他们的山林地产、榨油坊以及祖上的大宅子，很快他们就从全村最富有的家庭沦为最贫穷的家庭，好日子一去不回，一家人的注意力从传宗接代转移到了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上。
1952年，因为连续政治与经济的打击，龙妮的丈夫觉得老家可能待不下去了。赶紧带上了一些私藏的袁大头，以及一藤箱衣服，乘着半夜抄小路避难去了，一路翻山越岭逃到了福建南平，隐姓埋名。可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一走就五十多年，当他再次回乡与龙妮见面时，双方都已经是耄耋老人。这边未改嫁，那边却已婚，而且都是子孙满堂。当然，丈夫在身边时，龙妮未能给他留下一儿半女，却在丈夫离开后子孙满堂，这背后就另有故事了。
丈夫逃离后，这个家庭的生活陷入了更大的艰难，而政治压迫愈演愈烈，终于到了人身攻击和无穷无尽的批斗，她家公撑不住，很快就心力交瘁而死，没过几年家婆也跟着去了，这一房留下的只有这个活寡妇的“地主婆”。
那些年为了生存，大队里安排什么活她都能干，喂猪、下地、修路、修水库、砍柴，跟着挖树窝的队伍去做饭。干活没什么，最艰难的是那挥之不去的“地主婆”身份，村里许多妇女都欺负她，重活累活也往她身上堆，一旦松懈就会被告状说偷懒，要扣公分。所以，她只有老老实实的干活，默默的吃亏，忍气吞声不与任何人结怨，就这样艰难的度过了50年代那最初的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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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5年左右，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句话在任何年代都通行，革命的“事业”如火如荼，民间的家长里短，绯闻混事也具有超强的穿透力，在红旗招展，山呼万岁之外，自然的勃发其旺盛的生命力。沦为活寡妇的龙妮，也逐渐的招惹上了各种是非，首先传开的是在男人之间，一些老光棍互相怂恿着半夜敲她的窗户门，这个成不成功不是关键，关键是玩笑成为了行动，行动成为了热点，热点反过来激发了更多的行动。在一位龙妮同辈老人的记忆里，有一年时间龙妮成了村里男人主要谈论和策划敲窗户行动的对象，也成了妇女们痛恨和唾弃的公敌。我无法揣测和调查清楚究竟他们之间是否真发生了关系，是否的确有传言成真，也不知道处于那样的事件旋涡中的龙妮究竟是怎样度过的。不过或许正是这些绯闻，让龙妮的某一种生命才得以延续。
1957年，丈夫离开后的第五年，活寡妇龙妮怀孕了，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参加集体劳动，最后一个人迎接孩子的出生。1958年她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并且顺利的活下来，只不过在每一次到那已经变成了集体食堂的祖屋里打饭时，都只能低着头，才刚刚出生的女儿就被其他小孩子追着叫“野屌种”。她为了能多赚点公分，白天总是把女儿交给一个婶婶帮忙照料。有一天，她下工回来，走进了婶婶的房间，发现婶婶因为受不了“地主婆”这一身份所长期带来的身心折磨，找了一把纳鞋底的钝刀子，割了自己的喉咙，血流了整个房间，圆睁着眼睛死去，而她的女儿就在那个溅满血的床上熟睡着。之后别人还诬告说老人的刀子是由她递过去的，抱着孩子的她被抓去游村一整天，不管过去了多少年，龙妮总是做着同一个噩梦，眼前浮现着同一幕。在老屋里居住的许多个夜晚，甚至她还不止一次的看见过这位枉死老人的幽魂，一次一次在不同的房间里飘过，不止一次的听见窸窸窣窣的哭泣。她说作为一个半边身体已经睡进棺材板的人，再没有什么恐惧的了。
恐惧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老人自杀后，再也没人能够帮忙照看孩子了，龙妮只能将孩子背在背上，或者带一个箩，里面放张凳子，上面盖个斗笠，干活干到哪就带到哪，孩子哭了就去抱会儿，饿了就放下手中活喝下奶，也管不了扣不扣公分了。地里的蚊虫叮咬，孩子遍布全身的痱子，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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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大集体大锅饭变成了有锅没有饭，大家忙着搞运动，干活磨洋工，产量放卫星，还四处支援国家工程建设，好像真的到了不愁吃不愁穿的年代。但真实的情况是无边的饥饿已经蔓延了一年多，家家户户能吃的都吃完了，饭碗里见不到米，一年到头只能以野菜和番薯度日，许多人因此产生对番薯的终生恐惧症。而造化弄人，龙妮在艰难的抚养女儿的同时，竟又怀上了孕。这一次，或许除了她自己，依然没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但那并不重要，因为除了多增加一口人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1961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生产时连接生婆都没有。她自己烧水，自己剪断脐带，自己给孩子洗澡，自己下河洗衣服，自己做饭。半个月之后背上背一个，手里牵一个，继续回到修水库的食堂里做饭，背上的孩子除了拉屎拉尿吃奶外，一整天都不放下，大点的女儿则光着屁股在地上爬啊爬，鼻涕糊了一脸，全身乌漆墨黑。
两个孩子还没有长大，1963年，第三个又出生了，还是个男孩。她原来丈夫一家日夜祈盼的传承香火，竟以这种的方式得被点燃。因为按照当地风俗，她没有离婚改嫁，无论和谁生的，只要人在这家就是这家的子孙。但这也让龙妮成了远近闻名的传奇，无数人在传她的故事，许多其他村庄的男人慕名而来，甚至还传出那些男人因此互相打架的故事。她成了村里妇女的公敌，走到哪里都被人点着额头，戳着脊梁骨。不过最终，所有人男人都不敢再去骚扰她了，因为一个叫蛮大王的邻居成了她的守护者，蛮大王出身贫寒，家中一穷二白，穿得破破烂烂，却生的人高马大，有一身暴躁的力气，扛得起四五百斤的东西，打起架来谁也挡不住，是那一个年代村里一等一的好汉，如村里人所说“自古好汉多风流”，蛮大王一生也有着无数风流的故事和传说。
龙妮的三个孩子慢慢长大，相貌越来越像蛮大王，所有人都认定这是他的孩子。蛮大王是个天不怕地怕的人，瞒不住了，索性就光明正大的和龙妮走到了一起。同吃同住，同干活同养孩子，他的妻子如法炮制，也找了另一个汉子，生下了和蛮大王完全长的不像的孩子。蛮大王身份的明确，为这母子四人带来近十年的安定，骚扰的人少了，欺负孩子的人也少了。
不过，他们并未终老，蛮大王四十岁不到就患病死去，龙妮生活又几乎回到原点。她没有再生育，孩子们却重新被人公开叫回“野屌种”，他们出门总是被大孩子围攻戏弄，有一点吃得都被其他人抢掉，下河抓鱼摸虾总是干的最多分的最少，总被指使去偷东西，抓到后又只能当替罪羊。就在这样的境遇中，她和她的孩子们艰难度过了整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部分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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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代中，龙妮的儿女都长成人了，俩儿大概是继承了蛮大王的血统，生得肌肉结实，强壮非常，干活一个顶三个，搬石头两三百多斤说搬就搬，扛木头别人得晒干了合伙扛，他们砍下生的单肩直接扛着走，鸡毛小路陡阶石道，边小跑边唱山歌。大儿子性格比较内敛，一天到晚闷声干活，小儿子则脾气暴躁但性格开朗为人豪爽，谁家有需要帮谁，跟谁不爽也可能直接干仗，当然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风流上，他天到晚四处溜达，二十岁不到便偷过十几个女人，到中年了，还有人传说村里一半的中年妇女都是他的相好的。
2002年，已经离开村庄近五十年的龙妮的丈夫，凭着记忆中的路，一路火车汽车步行，终于从福建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但那也仅仅是暂时回归。在福建他已经有了自己家甚至儿子孙子曾孙，虽然在离开的几十年里他曾多次写信回来，也曾寄钱回来，但一对夫妻已经完全变成了两个家庭。当他见到老家的妻儿的时候，感觉到的是无比的生疏，甚至在孩子们叫他“爸爸”的时候也感到尴尬，对于是否该和自己妻子同房也。他很沉默，老家话说的有点生疏，好不容易遇到个老一辈的人，认真辨别和确认后才会打个招呼，聊上几句话，便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的个子不高样子也很土气，看到出也是长期苦力操劳。故乡已变，物是人非，这里曾是他的祖业，也有他的财产和家人，但五六十年过去，一切都不属于他了。他待了五天，到孩子们各家各户吃了个饭，见了见同辈仅存的兄嫂，会了会六七个侄子以及他们的子孙，每家每户的小孩子都给了点红包。然后就在第六天的早上，背着他的老上海牌的挎包，戴着毡毡帽，告别了所有的亲人，谢绝了所有家人给的红包，勾着背，默默的走了。而龙妮则继续住在祖屋里，在房屋上舍和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每天自己做饭，吃完饭后打打瞌睡，或者拄着拐杖在村里游荡游荡，日复一日的消磨自己的时光。
2009年，她的丈夫大概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担心再也走不动，便又回来了一次，住了几天，见了每一个该见的，想见的亲人，便重新离开，还是背着那个老上海牌的斜挎包，穿着那套黑色衣服，戴着那顶毡帽，不过衣服更旧了，背更弯了。在离开后的没多久就传出他在福建去世的消息，等这边的亲人赶到时已经做好了香火，准备入土。因着他的去世，这边的孩子们才第一次去到他的流浪之地去看他，才第一次听到老人在异乡的故事：逃亡中差点死去，不懂语言，隐藏身世，为了生存长期做苦力，倒插门被人瞧不起，一辈子受当地人欺负，生的孩子们对他不冷不淡，老了天天念叨江西的家，可惜没钱回去，至死也想葬在故土，但子女们坚决不同意。2012年的冬天，龙妮因为一次下雨天，天井太潮湿而不小心摔伤，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月，阴暗的房间见不到太阳，一盏钨丝灯发出昏黄的光，除了儿子儿媳轮流送饭和带着不耐烦的端屎倒尿外的抱怨声外，再无一点动静，就在这个黑黑的屋子里，她静静地走完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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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2年的夏天曾四次走进老人的家中进行访谈，这栋大宅子昔日的荣光不再，部分倒塌，有一边空间已经沦为猪舍和牛栏，大厅则堆满了打谷机、柴草、箩筐、以及被人遗弃的旧家具，整个屋子阴森，杂乱，腐败，让人不大愿意靠近。至于隔壁一直兴盛到我童年时的榨油坊，早已倒塌成为一块菜地，巨大的油槽木也腐烂的快成了菜地里的泥。在此之前，老人身体还不错，每天都会拄着拐杖去大儿媳家帮忙带曾孙，四五个曾孙曾孙女围着她转，也是热热闹闹，充满欢笑，老房子周边住了的小孩子因为喜欢她的和善，也每天到她的长满杂草的鹅卵石铺就的院子里或麻条大石的门槛上来捉迷藏、打枪、烧火玩耍，嘴里“太太，太太”（曾祖母的意思）的叫个不停，老房子了因此多了些生气。
在那四次访谈中，她围着黑色的头巾，蓝色斜襟粗布衣服，坐在旁厅上舍的房间门口，房间里黑洞洞什么也看不见，旁边的七八块土砖搭起的小灶上，火屎还有余温，铝锅上的水仍然温热，一双碗筷被洗的干干净净，碰了瓷的小盆里装着点吃剩的萝卜，装在篮子里，被楼板上的掉下来的钩子吊着，预防虫蚁。上舍的后门打开，阳沟里接来的谷风非常凉爽，还带着山林溪水的味道，一小股泉水从长满青苔的房后护坎上流下来，老人用塑料桶接著作为饮用水，塑料桶旁边又放了另一个胶满水泥的砂浆桶装着从塑料桶溢出来的泉水，估计是用来洗手用。从粗条木窗透进来的阳光，一条条的照在土灶和杂乱的柴草上，可以看见漂浮的尘埃。而从后门透进来的光则被竹林阻隔的细碎斑驳的洒落在老人后背、肩膀和头巾上。
在这个空间和光影里，老人平静的与我讲述她一生的故事，从结婚到榨油坊，到孩子的出生与死亡；从丈夫的出走，到见证那位老人的自杀；从大集体做饭，到因为没有丈夫生育孩子而受到的侮辱和歧视；从独居老宅遇见了做鬼不愿离开的家人心中惊悚，到习以为常，甚至偶尔与他们喃喃私语；从埋怨丈夫外逃，到期待死了阴间能够再遇见。往事前尘，都在木窗和竹林透过来的光阴里，明明暗暗，摇摇曳曳，渐至黄昏。
来源：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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