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近来以“安全隐患整治行动”为名强行驱逐“低端人口”，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关注，敦促中共政府确保弱势人口的福利。法国则是严禁冬季赶走房客。另外，港媒评论文章称，发动这场排华运动的中共，认为所谓〝低端人口〞已无剩余价值，遭到抛弃是必然。再有，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在拍摄“低端人口”被驱逐的过程中，被“低端人口”轰走，写下《令人沮丧的一天》来记录被驱赶的“低端人口”。
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共保护弱势群体利益
北京大兴区一幢公寓，11月18日发生19人死亡的大火后，中共借此展开“安全隐患整治行动”，强行驱逐外来民众搬离租屋，致使数以万计的“低端人口”在寒冬中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据法广近日引述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的报道。
因中共的驱赶，该报纸通过电子邮件询问美国国务院：中共强制民众搬离北京的做法是否侵犯人权？美方是否敦促中共停止此举？美国国务院透过电子邮件回复指出：有看到相关报道，美方敦促中国政府让所有当地社区成员解决建筑安全问题，确保弱势人口的福利。
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就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表明态度。
报道称，《世界日报》报道说：北京政府近来借清查安全隐患驱逐外地人口，驱逐范围不限“低端人口”，部分“高端人口”甚至驻北京的外国人也受波及。
在北京从事出版业的一位白领指出，他和室友租住的公寓居住环境良好，但在大兴区大火发生一周后，政府人员在其公寓前张贴告示，要求住户在三天内迁出。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驻北京编辑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也收到通知，他发推文写道：“警察出现在北京西城区我家门口，告诉我这里周五就要被拆除，我必须在周五前把东西全部清走。”
法国严禁冬季赶走房客
据台湾自由时报近日报道，法国政府有订定“冬季禁止驱离”措施，以免被驱逐的房客无处可去而受冻。
自由时报引述《中央社》报道称，在法国，当房客欠缴房租、未依规定替住房保险、打扰邻居，或当房东打算收回或出售房产，可要求房客解约及搬走，否则依程序申请驱离。
但这些程序若未能在“冬季禁止驱离期”（treve hivernale）之前完成，就必须等到隔年春天才能执行。
报道称，这项规定来自1954年2月，天主教教士皮耶（Abbe Pierre）于广播节目中说的故事，有一名妇女在凌晨3时冻死于巴黎街头，死时手上还抓着两天前收到的驱离通知。皮耶藉此呼吁大众关注这些在严冬中失去栖身之所的贫苦人群。
1956年起，法国因此订定“冬季禁止驱离”措施，日期订在11月1日到隔年3月31日，这段时间，暂停执行任何驱离措施，即使房客没有缴费，水公司、电力公司及天然气公司也不可在这段时间中止服务。
除此之外，今年起，贫民窟居民或占用空地的露营车流浪族群也纳入保护范围。
港媒：没利用价值，就被中共抛弃
12月1日，香港《苹果日报》引述资深媒体人潘小涛的评论文章指出，今时今日在北京出现的大规模〝排华潮〞，是对中国人的极大讽刺。而发动这场排华运动的中共，是一群现实主义者，当所谓〝低端人口〞已无剩余价值时，遭到中共的抛弃是必然的。
文章称，低端人口的前世是文革时期，被中共称作〝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和农民，也是国共内战时推着木头车〝支前（支援前线）〞，助中共夺得天下的人。但中共夺取政权后，他们的真实境遇如何呢？
从早期的〝盲流〞、〝三无人员〞、〝农民工〞再到如今中共首称的〝低端人口〞，这些建设中国的底层老百姓遭到中共深深的歧视。
纵观中共的历史，中共对民众的歧视历来有之。在五十年代土改时期，中共依据家庭背景将人民划分成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等不同阶级；文革时又将人民分成城市及农村户籍，身份上则是干部、军人、职工、农民及资产阶级，各享有不同权利和待遇。
文革时期，中共就以〝遣返〞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北京城。此风很快在中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
据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档案表明，这类〝遣返〞行动其实是中共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
有学者因此表示，此次的北京〝大排华〞，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是文革的再现。
张赞波：令人沮丧的一天
独立纪录片张赞波在拍摄“低端人口”被驱逐的过程中，被这些人驱赶，写下了下文：
令人沮丧的一天。因为天冷，我的双手被冻得冰凉而笨拙，将小麦克风安装进机器时，手一滑，不慎将它掉在水泥的地面上，话筒和底座的连接处磕开了一道大口子，变得摇摇晃晃。
另外，更不幸的，从早上到晚上，遭遇了被各种人训斥、轰赶甚至推搡。这些人里头有村干部、保安甚至本地房东倒罢了，他们的粗暴多少在我的预料和经验之中。昨天在大兴，有一个看起来像村干部的人恶狠狠地威胁我再不走就将我“逮起来”。我也只讪笑了两声并没放在心上。没想到的是，今天接连有正在被迫搬家的租户也开始朝我发火：别瞎几把拍了，拍著有什么用？北京都不要我们了，你们还拍！也许是连日来找房搬家的烦心愤懑，让他们像吃了火药，说话一个比一个难听。
一位来自河北承德、在公寓里开小超市的阿姨前两天还非常友善，因为她的超市面临搬迁被迫低价洗货，她由此向前来采访的记者们大倒苦水，完了还与记者们互加微信，客气地寒暄。今天一看到我进去，我刚叫了声“阿姨”，她就脸色大变，“出去！”她厉声地说，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她迅速地迈过来脚步，双手抓着我的手臂，猛地将我朝门外推去。我趔趄地往后退了约两米，直到退出超市的门外，她才松开手。
“没用，你们来也没用！”她有点歇斯底里地站在门内说。我本来因为她的突然动手而感到不快，想着怎么着也要教训粗鲁的她几句，但看到她此刻情绪失常的样子，严厉的话到嘴边又噎了下去。“发生了什么？前天不还很好吗？”我轻声地问。“你走你走！”她依然恶狠狠地说。好像我才是那个将她定义为“低端人口”然后迫使她流离失所、贱卖货品的那个人。
尽管在政府的眼里，其实我自己也和她同属于“低端”阶层，也和她一样暂时寄身于一个五环外的城中村里，一想起它没准也会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整治行动中被清理被拆迁、从而落得同样颠沛流离的结果，而同样感到惶恐不安。
我感到无比的受挫，当即叫了辆车，顶着越来越浓稠的夜色和寒冷，灰溜溜地从那个几乎要被搬空了的超市以及城中村走了。一直到回到我自己的城中村里，去一家有着鲜明城郊特色的超市，花了三块钱买了一支502强力胶，尝试着自己动手将麦克风上的那道裂缝粘起来时，我心里还充满了没法释怀的难过和绝望。
我明白，那个阿姨的话其实不无道理，因为我对于她来说，确实是“没用”的，我甚至连记者都不是，即使费力记录下那些悲伤甚或凄惨的场景，最终又能有什么用呢？我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掌控，又怎能帮上他们？更何况那些在这个互害社会里，族群与族群、阶层与阶层、人心与人心之间被强行撕裂开的裂缝，就更不是用502胶水胶上一道麦克风上的裂缝那么简单。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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