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传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去年到贵州扶贫时，当地县长要求截留万达在当地的全部利润。王健林回击：直接给你五亿得了，何必〝脱裤放屁〞？而中共国家审计署日前披露，截至今年十月底，大陆扶贫领域问题资金高达三十二亿六千八百万元人民币，全国竟有十万一千八百人因造假而被扶贫救助，有九百七十名官员被追责问责。还有官员甚至拿扶贫款放高利贷，更有让习近平愤怒的事情：某县长为所属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专门发消息庆贺。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表示，中共的县长如此水平，习近平想在2020年消灭贫困人口的目标要泡汤了。
王健林：何必〝脱裤放屁〞？
北京当局连续几年强调〝扶贫〞，但在中共腐烂体制下，到底能取得多大成效，外界并不乐观。近年来，中共官场各种各样的扶贫黑幕被媒体揭露出来，包括层层贪污扶贫资金、用扶贫款〝帮扶〞政府人员亲友关系户、用造假数据〝消灭〞贫困户等等，不一而足。
日前，网上流出据说是王健林去年到贵州丹寨县扶贫时的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万达和当地官方的讨论会上，丹寨县县长徐刘蔚开口就要截留万达在当地投资产业的所有利润，声称由当地政府将资金按〝普惠性原则〞分给贫困户。
视频中，当徐刘蔚提到〝所有利润全部注入我们万达基金〞时，王健林随即瞪大眼睛，用怪异的眼神盯着徐刘蔚看了片刻。
轮到王健林表态时，他先是比较含蓄地点出了所谓〝扶贫〞的黑幕，称万达扶贫多年，就〝利润转移支付〞的问题采取过多种方式，但〝经常情况下〞，是当地〝人均收入〞增加了，但贫困户并没有真正减少多少，完全没起到扶贫作用，钱都打了水漂。
王健林随后毫不客气的说，如果要搞利润，还不如〝每年固定给你五个亿〞，〝你自己去分得了〞，〝五个亿很简单〞，〝节约点成本就出来了〞，何必要〝脱裤放屁〞，〝累得吭哧吭哧地〞投资建厂？
视频曝光后，引来网络热议。网民纷纷指责丹寨县政府〝借鸡发财〞，中共官场扶贫内幕〝太黑〞。
劫穷济富，98%被扶贫的竟是富人
12月25日，东方日报发表一篇署名为“兰江传媒人”的评论文章，称国家审计署日前披露，截至今年十月底，发现大陆扶贫领域问题资金高达三十二亿六千八百万元人民币，全国竟有十万一千八百人因造假而被扶贫救助，有九百七十名官员被追责问责。
习近平承诺到2020年消灭贫困人口，可能吗？
十万人诈穷骗扶贫款，意味有十万真正贫困的人口得不到扶贫救助，触目惊心的数据，令人联想二百多年前被称为清代第一大贪污案的甘肃冒赈案，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伪灾舞弊，当年该案牵连布政使及以下各道、州、府、县，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至县处级官员一百一十三人，追缴赃银二百八十万两，震动全国，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文章说，与清朝的赈灾腐败相比，当今的扶贫领域腐败规模也是前所未有，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字应只是冰山一角。最难以想像的是，中共十八大后的五年来，中央掀起史无前例的反腐打贪运动，打虎拍蝇之下，扶贫领域依然还是腐败重灾区之一，以致中纪委近日决定，明年起展开为期三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事实上，所谓“摆拍式扶贫”、“数据扶贫”等各种扶贫造假的新闻近年层出不穷，中纪委旗下传媒曾刊发一篇题为《假贫困户占一半以上》的报道，指山东省郓城县七个村被核定的贫困户五百一十四户，发现其中竟有二百七十三户为非贫困户。
更为典型的则是，广西马山县早前曾被查出该县三千多名扶贫对象，竟有九成八是假贫困，其中二千四百五十多人拥有二千六百多辆私家车，另有四百三十多人开店开公司，真正符合贫困标准的仅六十一人。显然，民间讽刺扶贫领域是劫穷济富，并非流言。
越扶越贫；习近平发怒：县官为被确认为贫困县而高兴
上述评论文章还称，大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扶贫政策也推行了近四十年，国家投入的扶贫资金应该不下万亿元人民币，但由于各地普遍造假，结果导致有些地方愈扶愈贫，更由于国家持续对贫困地区补贴，部分县甚至争先恐后当贫困县，以致有的地方被列为贫困县后，竟挂横额或在电子屏幕大肆庆祝。
文章说，习近平显然相当了解扶贫造假情况，因此在十八大后一改原来扶贫政策，强调以脱贫为目标，并定下到二0二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各地也纷纷签下了“军令状”，打响所谓脱贫攻坚战，向中央保证完成脱贫任务，结果又掀起另一波的官场脱贫造假潮。
据官媒稍早前披露，在脱贫工作国家省际交叉考核中，中部某县上演了一场干部“装儿子”的戏码。为应付检查，一名年轻干部“潜伏”到贫困户家里“装儿子”，边叫贫困老妇“妈”，边表态已致富，结果被检查组当场揭穿脱贫造假。而四川地方政府为完成脱贫任务，将富户也报成贫困户。
2015年9月，署名为“赵缶”的《习近平的愤怒有用吗？》一文披露，习近平在新书《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提到一件事，他说当年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还专门发消息庆贺，看到这种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文章说，每一个地方官员相比都能理解那种庆贺背后的心情，因为，想争取到“贫困县”的名额实在不易，而争取到了这个名额后，能够获得的巨大利益也是可以想见的，最起码，每年国家财政下拨的5.6亿扶贫资金是少不了的，在当下扶贫资金缺乏监督和透明化运作的背景下，这怎么能不让一众地方官员们欢欣鼓舞呢?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表示，中共的地方官如此水平，习近平想在2020年消灭贫困人口的目标要泡汤了。扶贫的钱被官员的富裕关系户吞了，官员也无心通过实业来脱贫，反而是瓜分扶贫利润。
中国的贫困县最早始于1986年，至今这个扶贫体系已经走样。例如，湖南新化县，这个县争取到“国定贫困县”的帽子后，一戴就是14年，然而调查发现，14年间，它获得的财政扶贫资金和因国家级贫困县帽子而获得的政策性倾斜扶持资金总计达十几亿元。
雁过拔毛，中共官员拿扶贫的钱放高利贷
据中共央视网11月23日报道，官员假借扶贫进行贪腐，往往利用无中生有、虚报冒领、截留私分、内外勾结等各种手段。
让人吃惊的是，福建省周宁县李墩镇老区办原主任蒋景怀动用专项扶贫款放高利贷。
蒋景怀侵吞了李墩镇东山村实施第二期地质灾害搬迁造福工程的57.5万元补助款。他把其中50万元转账到“合作伙伴”的个人账户，用于放高利贷，其余7.5万元则用于接待和个人开支。“合作伙伴”按照约定兑现了收益承诺，几年下来，蒋景怀赚了50余万元。
报导称，扶贫部门多人贪污，互相勾结，“雁过拔毛”式的层层盘剥扶贫款，甚至部分扶贫办整体沦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如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该县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朱朝项目实际投资1071万元，被时任县水利局局长石某、水保局局长龙某、水保局副局长麻某等人，以及时任张家界市粮食局法规科科长胡某、花垣县水保局司机舒某等人，通过操纵招投标、伪造工程决算资料、虚报工程量等方式，层层“拔毛”，违规套取国家惠民资金677.99万元，“拔毛率”高达68%。
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一个总人数27人的扶贫办，爆出窝案，2名原任领导、6名时任领导和3名中层业务骨干都牵涉其中。
中共官员历来把扶贫视为“政绩”。（网络图片）
2012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扶贫系列腐败案中，巴彦淖尔市及五原县等8个两级扶贫办的10名扶贫官员被查处，贪污总金额达830万元。调查显示，扶贫款被层层扒皮：从市里下到旗县，被以“活动经费”的名义克扣40%，从旗县下到乡镇又被克扣40%。“活动经费”随后被一些官员侵吞，其中市扶贫办原主任郭某任职3年就贪污373万元，还有102万多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尽管当局近两年继续加大“扶贫”，但据统计，腐败并没有减弱，2016年因贪腐被立案的就有1,892人，比前一年上升102.8%。官方不完全统计发现，仅2017年年初至8月，各地曝光的扶贫领域典型案件就有140起，涉案金额少至数十元、多则上千万元。
2016年中，中共国家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报告，发现一亿五千万扶贫资金被虚假冒领或违规使用，其中17个县将二千多万元用于弥补业务经费、发放福利等。八亿七千万元资金闲置或浪费，其中闲置时间最长的超过15年。
审计还发现，云南寻甸县去年发放的六千五百多万元扶贫贷款中，仅有一半发放给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很多的扶贫款根本没有落到贫困家庭，反而被官员子女近水楼台领取了。
今年7月，王岐山到河北省张家口市检查“扶贫”时披露官员扶贪腐败乱象，包括数字脱贫、优亲厚友、雁过拔毛、强占掠夺等。其中，湖南省花垣县7月一起扶贫贪腐案中，当地官员申领的1,000万元人民币财政资金，经过六层“拔毛”，被剥去近700万元。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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