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台湾国防部2015年1月公布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主题的“勇士国魂”月历。因将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左权列为“殉国将领”，并比照国军编制，将左权列为少将。这份月历受到两岸广泛关注。2015年2月，刘台平在台湾《旺报》撰文《中共抗日将军战死之谜》认为中共将领共有3位在抗战中牺牲，左权是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撤退过程中，被日本侵略者炮弹击中牺牲。与其他史实印证，应该可信，但其他两位彭雪枫与高敬亭，便耐人寻味。
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
列名化解两岸分歧
左权被军方列入殉国将领，大陆新华社刊文称，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有利于化解两岸的分歧，增进民族情感和团结。
中共要纪念抗日，必须持续夸大战功提高自己地位。中共抗战时，也确实战死几位将军，就成了用来证明中共领导抗战的证据。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迟早要大白于天下。这几位将军究竟怎么死的，就陆续随着中共纪念而浮出水面。
中共将领共有3位在抗战中牺牲，左权是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撤退过程中，被日本侵略者炮弹击中牺牲。与其他史实印证，应该可信，但其他两位彭雪枫与高敬亭，便耐人寻味了！
原来，“抗日”将军彭雪枫，不是战死在日本人手上，而是死在不打日寇却大打国民党的战场上。彭雪枫历任八路军4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委、淮北军区司令员、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等职。
1942、1943年，彭雪枫与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在山子头战役中，一举全歼来犯顽军（不是日军）。也就是毛泽东在1939年之后一再命令打击的主要敌人──“国民党顽固派”。就是我台儿庄大战中的国民革命军主力──韩德勤部，当场击毙国民党保安第3纵队司令、淮泗专员王光夏、独立第6旅旅长李仲寰，活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员韩德勤。
彭雪枫一直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9月11日，在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土顽李光明战斗中，彭雪枫将军遭流弹击中殉职，时年37岁。中共史家招认：彭雪枫绝不是为抗日而死，更不是为国捐躯；而是为共产党而死。
另一位中共抗日将军高敬亭则是被中共所处决。
高敬亭，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8年3月高敬亭率军抗日。7月在高敬亭的指挥下，先后在皖中连续取得了13次战斗胜利，战绩大小，姑且不论，但高敬亭抗日却是真的。
在高敬亭率4支队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照中共说法，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将他秘密逮捕，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时年，高敬亭年仅32岁。
为何要枪毙高敬亭，中共于今不敢面对，更不敢公开内情。但仅从此文所述事实，就可以知道，他不是战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但却如前文所述，他是在立下了抗日的战功之后，被中共下令秘密逮捕枪决的。理由是受“错误路线”影响。但是，安徽民间却有传说，认为他正是因为不听上面不准打日本的命令，才遭遇杀身之祸。
抗战期间，国民党一直攻击中共“游而不击”，而中共确实很难反驳这种说法。8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组织的最大战役行动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此次战役大多数时间也不过是扒扒破路、炸炸矿山、打一些数十人守备的小据点，并非是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的战役企图。
战役的后期，因为日军以大队（营）为单位，在根据地疯狂报复，日军对八路军在太行山总部的报复行动中，仍然是以大队为单位，进行长途穿插和奇袭，八路军依然是难以正面抵挡日军的进攻，最后导致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疆场。这就是中日双方军队的实力差距，不是单纯依靠战斗意志能够弥补的。
然而朱德与林彪甚至其他贺龙、刘伯诚等师长以及更多的旅长，为何未能得到像青天白日奖章，甚至在低档次的勋章，理由安在？
空前团结枪口对日
八路军赶赴战场前两月直如出闸猛虎，的确缔造不差战果，但是随即遭到日伪重击，损失惨重，不得不改阵地战为游击战，以免更多的损失，但也因此无法取得大型战役的胜利，比起其他由国军担任正面战场的大型战役，所呈现出来的军人效死疆场的悲壮情境，显然就差得多了！
中央军、晋绥军、西北军与八路军的官兵于这3个月内实现了空前绝后的团结与合作，将枪口指向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尽管如此，挡在日军主力最前方的部队，还是由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与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红军改编的八路军缺乏足够武器装备，显然只能骚扰敌人补给线而已，无法与日军硬碰硬战斗。
在大陆广受中共宣传的平型关大捷，学者专家就指出，当时真正在平型关与雁门关阵地上与日军对抗的，分别是杨爱源与傅作义指挥的晋绥军第6与第7集团军，八路军主要任务，根本上只是打击日军的补给车队而已，并没有在整个战役上发挥主要作用。
例如，在晋北反击战一役，国军损失惨重，团长程继贤殉职，铁角岭失守，旅长梁鉴堂殉国，原平保卫战姜玉贞旅长殉职。
阎锡山与重庆大本营都清楚，中共部队是游击队，从来无心与日军拚死战斗。
八路军采取游击战，阵地无法保有，没有团长以上军官阵亡，所以只有口头嘉奖，无法获取勋章。整个忻口战役算是失败的，国军为了捍卫疆土，一共阵亡多个将领，如军长郝梦麟、少将旅长郑廷珍、少将团长刘眉生，第54师中将师长刘家麒，从最高指挥官阎锡山自请处分，到以朱德与卫立煌、傅作义、杨爱源、王靖国等高阶将领应该都受处分。
大局着想只赏不罚
但蒋介石为大局着想，不想处分晋军只有鼓励士气，一致抗日，所以并无奖励，但对个别小胜如平型关战斗，仍为了鼓励八路军抗日而给予口头奖励，并给予奖金激励士气。
尽管如此，学界仍不失公允地指出，八路军官兵对日本陆军航空队，位于阳明堡的飞行基地发动夜袭，炸毁日军24架左右飞机，对于太原会战带来一定程度的帮助。
虽然朱德在阎锡山指挥下，担任过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另外还有一至两位副司令长官，可说朱德只是指挥八路军在山西配合晋绥军抗日，负责1/3防务，彭德怀始终担任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当时集团军高达40个，副总司令超过百人，因此八路军的重要性的确被夸大也被高估了，可以参考阎锡山给朱德的电报，大都是指示朱德的作战命令，也都是要求配合友军支持侧翼战场，很少要求朱德独立出击，他指挥的3个师，也只有林彪的师打过几场像样的仗，另外两师贺龙与刘伯诚则很少有战功。
以1937年底太原会战为例，当时前线是晋绥军将领杨爱源指挥的第6集团军，担任主力，朱德的八路军部队，不过是在战场右翼骚扰一下日军交通线而已，谈不上什么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当时八路军1个连都还不到100人，每连有枪的士兵不到一半，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粮食，都必须由第2战区供应，否则根本不可能取得所谓“平型关大捷”。
当时八路军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敌后骚扰，或者扒铁路剪电线，或者偷袭岗哨，有时也伏袭日伪小股部队，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平型关战斗，而是晋南战役。这是一个中型会战，蒋介石把整个阎锡山在晋南的10万部队交给朱德指挥，结果并不成功，只能草草收场。
平型关战斗据八路军战报：歼灭日军1千余人，但据军统晋省谍报员康玉书电称：日伪铃木旅团辎重车队遭林彪伏击，损失两百余人及辎重甚多。日军战报：日军亡167人、伤94人，虽然只是小胜，阎锡山仍称赞朱德所部作战颇有斩获，但是真相是八路军的连级单位不要说机关枪，就连步枪都没有，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扒一扒铁路，或者拔断电线杆而已，对日伪当局实际造成损害非常有限。
例如38年3月袭击石河桥毙敌30人，4月17日沁原毙敌百余人，在武乡之役敌我各千人伤亡，并未讨到好处，在袭击井陉县微水镇南河头与获鹿车站之一未能得手，4月28日各地检讨报告显示，破坏铁路多不彻底，日伪很快就修复通车了，战区司令长官部要求朱德各部作业要彻底，还传授各部队破坏铁路方法，但效果有限，杀死及杀伤的敌伪据朱德呈给阎锡山的电报，几个月来晋南战役也只毙敌千人伤7百，算不上大功劳。
另外，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学界指出中共当时根本没有100个团的兵力，主要参与部队恐怕只有100个连兵力，称呼“百连小战”更符合历史真相。百团大战8路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日军战报《华北治安战》：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
阎锡山与重庆大本营都清楚，中共部队是游击队，从来无心与日军拚死战斗，哪怕是双方关系最好的时候也不例外。从38年2月起至39年4月止，短短1年两个月，八路军真正与日军正面交过手，之后就避免正面交锋，改以侧击偷袭等游击战法，因为正面迎击伤亡太大，中共不愿军队损失太甚，此后与国军因为抢地盘、抢粮饷、征税收等不断发生所谓摩擦事件。
共军抗日战果不佳
由于中共军队战果不佳，胜利后就显得奖励有限，战后最大规模奖励是于中华民国35年1月8日颁行“抗战胜利奖章”，不分等级。颁给凡对于抗战期间着有勋劳之中华民国官民、暨对我抗战有贡献之外籍人士。于同年双十节隆重颁发，士农工商党政军各界都有代表获奖。
共军将领朱德、彭德怀与叶剑英，因分任18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及参谋长获奖，受奖者限于军长以上，因此时任师长的林彪、贺龙、与刘伯诚等将领就无望了。
文职方面，周恩来因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获奖。董必武因担任立法委员及对外交贡献而获奖。抗战胜利勋章中共人员多人获颁发，如严格按照战功内容，获奖人数不应如此之高。但在那个即将亡党亡国的危机年代，蒋介石不能不在整体考虑下，为着国军维持作战能力、以及整个国家社会信心，坚持长期抗战方针，不得不降低要求，其不得已之处也令国人同情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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